《脏话文化史》:脏话因何禁而不止

《前门的传说》就要付梓了,杨建业先生嘱我为他编著的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故事集写序。好多天来我都犹豫未决。原因是,我虽然已有近60个年头的居京历史,却总感觉自己并没有真正融入北京社会和老北京人之中,一向是个客居者,对北京的风土人情和北京的民间文学,不能说完全没有留意,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儿研究,但却远远说不上那种如数家珍般的稔熟和须臾离不开的那种亲和。近几年来,多少参与了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审工作,对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了几分了解,也陡增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北京开始变成了我的城市。在这本书的集稿过程中,又有幸通读了其中的全部文稿,感到有话要说,所以写序的事,我终于答应下来。前门和前门大街之于北京,犹于涅瓦大街之于彼得堡。我从年轻时代起就向往彼得堡,但至今也没有造访过彼得堡,我对彼得堡的了解,全部源于果戈里的小说《小品集》,特别是其中的《涅瓦大街》。我相信,凡是念过书的中国人对彼得堡的了解,大体与我一样。涅瓦大街的建筑样式、市容市貌、风土人情等都市文化蕴涵,借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果戈里的笔而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所认识。前门呢?前门楼子啦,箭楼啦,瓮城啦,大栅栏啦,鲜鱼口啦,五牌楼啦,火神庙啦,通惠河啦,同仁堂、会仙居、独一处啦,刘伯温、徐达、八臂哪吒啦,……中国著名作家中有谁写过让世界记住前门和前门大街的作品呢?恕我无知,我不知道。我们对前门和前门大街昔日那种店铺林立、商贾辐凑、百工丛集、酒肆茶房、戏楼书场的了解,只得求助于前代杂家所著《春明丛谈》的记述:殷商巨贾,前门大街设市开廛,凡金银财宝以及食货如山积,酒榭歌楼,欢呼酣饮,恒日暮不休。此外,就是
20世纪60年代由金受申、张紫晨、李岳南及当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各区县文化馆的干部们搜集编辑的《北京的传说》中的寥寥几篇,以及80年代由崇文区文化馆搜集编辑的《崇文民间文学选编》中的那些民间传说。如此而已。在全球化、现代化的形势下,以口头传承为主要方式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农村和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急剧衰微的趋势,遇到了空前的传承困境,大都市的衰微趋势尤甚。北京自然也不例外。2005年6月国务院文化部启动了新一次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北京市18个区县在这次普查中新搜集记录到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但我们看到的数量并不多,所能看到的,仍然还是60年代和80年代所进行的两次调查中所搜集记录的作品,故而目前还很难对今日民间文学的口头流传情况作出科学的评价。当今之世,北京正向着国际化大都市的方向阔步迈进,城市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民间文学赖以生存和传承的土壤都市人群、传承环境,都在巨变之中。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进城务工的人口数量巨增,彻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构成。据统计局公布,2006年外来人口达357.3万,占全市人口的1/5;2008年,外来人口将突破400万,占全市人口的1/3.7。人口构成的巨大变化,给传统手工艺的冲击,看来不是很大,有些项目,甚至还因人口的巨增而开辟了市场空间,而以口头方式传播和传承的民间文学则不然。民间文学的传播是有很强的地域性和有赖于一个相对固定的居民群体的,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汇聚杂处于一地,需要有一个较长时间段和较稳定的居住区,才能逐渐造成民间文学的流传条件和区域。原来的北京居民,老北京人口比例逐渐减少,而大多数原来胡同里的居民,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陆续分散居住到新居民区的大楼里去了;而郊区的农民,也大多失去了土地,搬进了高楼林立的新居民区,他们的身份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即正在从农民向着市民过渡,他们传承民间文学的那种自然环境也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电视、多媒体、电脑、手机等信息手段的普及,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信息资源的多元化,使青年人对传统的民间文学失去了以往的那种兴趣。时代所带来的这一切变化,给传统的民间文学的传播和传承造成了空前的冲击,衰微的趋势使把袄户工作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条件与环境的变迁,向我们这一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提出了问题:如何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大都市环境下保护口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作为试验,崇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在做两项工作:一方面,继续对辖区内的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进行调查记录(包括记录文本、录音录像、搜集唱本等),寻找能讲传说故事和演唱歌谣的传人和歌手;另一方面,组织作家和有写作能力的文化工作者,把经过评审进入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参照已有的多种文本、地方志等文献和各种资料,把握项目固有的特性、体现项目的个性,撰写为故事作品,向广大读者介绍项目起源、历史演变、传承脉络、技艺特点、文化内涵等。《前门的传说》,就是这一设想中的一个案例。作者根据已经记录下来的和尚在民间口传的民间传说,参照相关材料,加以熔铸和改写,而成为可供阅读的民间传说的通俗读物。当然,这种改写的大原则,是要遵从民间传说的特点,而不是脱离了民间传说的特点而变成纯文学的创作。民间传说故事与作家文学在文体和风格上是有区别的,我们要认识这种区别,才能把握民间传说故事的特点和神韵,才能做好民间传说故事的改写工作。关于民间故事与文学作品的区别,丹麦学者阿克塞尔奥尔里克说得好:现代文学我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热衷于情节之间各种线索的纠缠。相反,民间叙事文学则牢牢保持它的独立线索。民间叙事文学总是单线索的,它从不回头去增添遗失的细节。他的这段话,得到国际学界的认可,已故美国学者阿兰邓迪斯把他的这篇题名为《民间故事的叙事规律》的文章收进了所编《世界民俗学》一书中。(见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第1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20世纪50年代,作为民间文学采录编辑范例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的科学版本,如阿法纳西耶夫的《俄罗斯民间故事集》(三卷集)还没有翻译介绍到我国(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翻译介绍),那时,我国民间文学界的从业者们,盛赞阿托尔斯泰改写的俄罗斯民间故事所取得的成功,我国的广大读者,包括小读者,大半也是通过读他的民间故事集,而对俄罗斯民间故事、特别是那些极具民族特点的民间故事有所了解,甚至普及的。应该承认,经过作家的笔把民间故事改编为文学读物方面,阿托尔斯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作为一个老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我希望一方面要以科学的理念和态度,搜集记录现在还流传在口头上的北京民间传说故事,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北京卷》之后,再编辑出版能够标志一个时代的民间传说故事的科学版本;另一方面,也希望以《前门的传说》为起点,推动北京市的民间传说故事的改写工作,并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能够在读者中得到传播。民间传说是口述散文作品,包括人物传说、史事传说、地方传说、风物传说、风俗传说、动植物传说等。传说一般都因历史事件、现实事物或人物的触发或多少有事实的影子,但传说是民众口口相传的作品,在流传中,民众以自己的知识、需要、愿望和想象多所增益,添枝加叶,流传的时间愈久、流传的地区距离事实发生的中心区愈远,传说也就愈加远离事实,有的还残留着或附会上一些前代社会的、甚至原始社会的、宗教信仰的观念、形象、习俗等,故传说包含着事实的成分或影子又不等于事实、包含着历史的成分或影子又不等于历史;传说是老百姓口传的、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观念、憧憬和愿望的民间文学作品。前门的传说也一样,读者应作如是观。唯此,才能对传说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谨此为序。

  远在南宁的老友过伟老兄频频驰书,命我写一篇学术自述,我一直不敢从命。蓦然回首,真有一种日月如梭、历史无情、生命短暂、人生如梦之慨!原来到了可以和应该回顾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学术事业的年纪了!

图片 1  脏话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但鲜有语言学家对之加以研究。长期以来,脏字在辞典里也查不到。1775年约翰逊编撰的《英语辞典》中就没有fuck这个词。据说有位女士恭贺他避而不收录不雅字词,而他回答说:这么说来,那些字你都查过啰,女士?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戏言:光凭这句妙答,我们或许就可以原谅约翰逊博士不收入该词的假正经做法。

中国风俗史的研究,在我国学界一向是十分薄弱的。张采亮的《中国风俗史》出版于1902年的清末,这本中国风俗史的开山之作,几乎雄踞了20世纪的一百年而未见来者。晚清末年,那是一个进步思潮汹涌、变革风云激荡的伟大时代,作者虽然受到时代和史料的局限,却已经显示出其进化论的世界观、朴素的唯物史观和现代学术的思维和理念,而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这本书毕竟只写到明代就嘎然而止,并非一部通史。后虽有邓子琴的《中国风俗史》遗稿问世,但其出版的时间却到了20世纪末的1988年,且第一编已佚,给学界留下了很大的遗憾。到20世纪90年代初,严昌洪出版了一本《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梳理研究中国近代的风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张采亮留下的不足,惜也非通史。其间,虽然还有各种专题的著作陆续问世,但属于风俗通史一类的著作则一直阙如。风俗史研究所以长期处于沉寂的状况,我想不外有两个原因:一,写文化史的人在学理上没有认识到风俗的发生和嬗变是如何影响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和进程,故而忽视对风俗及其变迁的研究;二,写文化史的人因眼界狭窄,缺乏风俗学和风俗史的学养,只好避而远之。这是历史所使然的。刚刚跨入21世纪的门槛,徐杰舜和周耀明二位学者,就在新世纪钟声的伴奏下向读者贡献出了一部合著的《汉族风俗文化史纲》。我看此著,虽名为汉族风俗史,我宁愿将其看成是一部中国风俗通史或带有中国风俗通史性质的汉族风俗史。因为其史的论述,是从秦汉之际汉民族的形成期起始而至于现代,而对汉民族风俗的形成、流布、特点及嬗变史的论述,也是在充分叙写汉民族在其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如何与周边民族的风俗发生交融和吸收的历史。这一突出特点既符合风俗发展变迁的特点,也体现出了作者的独特立意。与风俗史研究的开山人物张采亮相比,这本书的出版固然晚了整整一百年,但事情却如俄罗斯谚语所说的:迟做总比不做好。中国学坛上毕竟有了一部写于新的启蒙时代、显示着新的思想观点的汉族风俗文化史著作。《汉族风俗文化史纲》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新东西呢?近20年来,我国的政治氛围逐渐宽松,民俗学渐被人文学界瞩目,而风俗学基本理论和风俗史研究,相比之下却一直处在并不景气的状态,甚至渐而被挤压到边缘的边缘,似乎民俗学就是风俗学,有了民俗学就不必再有风俗学了,因此,厘定风俗学和风俗史的对象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否则干吗还要在民俗史之外另写风俗史呢?在这个问题上,自北大歌谣研究会时代的短命的风俗调查会起,论者就大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弹各的弦、各唱各的调,缺乏必要的讨论与交流,风俗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学术名词,也就互不相干地并行地出现于学者们的著述中。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在新的学理背景上谈论风俗学的研究对象和写作有关风俗学的专著,并发表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见解。但我们也不无遗憾地发现,许多民俗学研究者在使用风俗学和民俗学这两个名词时,并没有加以区别,而是含混其词,这种学理探究上的有失精密,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困惑莫名。上世纪的80年代,史学家严昌洪提出了社会风俗史是一门边缘学科的见解,他说:社会风俗史是在历史学和民俗学的接合处建立起来的,兼有历史学和民俗学的特点。民俗学要研究民俗的历史,社会风俗史要研究历史上的民俗,这是二者相通之处。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风俗即是历史民俗学。但是二者又有区别。民俗学研究的范围宽些,它所研究的歌谣、神话、传说、造型艺术等等,在社会风俗史中只作为保存风俗史料的仓库,而把对这些东西的具体研究让给了文学史、艺术史或文化史。民俗学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往往受到社会学的制约。社会风俗史则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它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往往受历史学的制约。例如,民俗学以社会调查为其常用的研究方法,虽然它并不排斥历史的比较综合;而社会风俗史的研究却是以发掘文献资料,进行回顾和追溯为主要手段,当然它也不排斥调查研究。由于社会风俗史兼有历史学和民俗学的性质和特点,可以说,社会风俗史是历史学和民俗学相结合的一门边缘学科。[1]
他的这番论述,也许还有可讨论、可商榷的地方,但这种对风俗学和风俗史的学科定位的追问,却无疑是有益于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的,因而也应该给予积极评价的。

  我的一生,从事过多种职业,做过新闻编辑和记者,当过文学编辑,从事过民间文学研究,还有好多年做过行政领导工作,下放农村劳动并当过生产队长,被赶到五七干校锻炼改造,不过,后面的这种人生经历已与学术不沾边了。概括说来,在学术上,我是个两栖或多栖人物。有两个头衔值得自豪或骄傲:文学评论家和民间文学研究者。

  她在《脏话文化史》一书中说,北美有个叫咒骂控制学院的机构,致力于提高大众的警觉,让大众意识到咒骂的负面效应。这些人认为咒骂一无是处:咒骂让你显得粗俗,咒骂是一种恶习,咒骂会腐蚀语言。该学院举办课程,教人如何减少使用粗话。只要交一笔费用,你就可以学习驯服口舌的10大秘诀,既改善了自我,还能改善社会风气。

  文学,当作家或批评家,是从中学时代就梦寐以求、矢志追求的理想。后来果然走上了文学之路。先后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工作,在编辑、研究、写作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写了几本小书,参与了一些事,认识了许多人,在文坛上走了一遭。一个农民的儿子,有了这番经历,老来也算心安理得了。

  而在语言学家看来,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禁止就能放弃咒骂的习惯。墨索里尼曾推动消灭脏话的运动,用海报和大众交通工具上的告示劝导意大利人,为了意大利的荣誉,请勿咒骂,但毫无效果。

  文学方面的学术经历,早在1985年10月就曾应《批评家》杂志主编董大中先生之约写过一篇《文学评论与我》,发表在该刊1986年第1期上
,讲了我的文学批评理念:求深、求真、求新,为了保存资料,后又收入拙著《河边文坛》(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石家庄)中,算是一个小结和交代。自那以后,又写过不少文学评论的文章,出版过《在文坛边缘上》和《文坛旧事》两部专著,提供了一些我所知道的文坛史料,对现有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可能有所增补,也受到了文学评论界的好评。但冷静下来想想,除了重新发现曾经大声疾呼不要把文学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可是到头来,却仍然没有跳出把文学与政治捆绑得太紧的理念之外,在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上,并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这里就不再罗嗦了。

  从个体上说,咒骂词可以早在幼儿12个月大的时候就出现。儿童的咒骂有可以预测的模式。2岁之前可用的咒骂词语只有三四个,到上小学之前增加到大约
20个,然后继续增加,到青春期之前达到近30个。青少年时期,咒骂率达到高峰,之后的发展则通常跟社会经济条件有关。成人的诅咒词语从20到60个不等,用于公开场合。

  1983年秋天,脑袋一热,服从领导的安排,神使鬼差、阴差阳错地离开了自己喜欢的《文艺报》编辑部和文学评论,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曾经从事过的民间文艺界。钟敬文老先生戏嘘地对我说:那里是个火海!明知是火海,却又往火里跳!俗话说:一步走错步步走错。再后来的境遇,与七年前的那个一念之差不是没有关系。话又说回来,没有逆境,也不会有平静安宁、闭门读书、一心写作的那种闲适而忙碌、愤然又陶然的生活,也不会有我后半生几种较为满意的学术著作的问世。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远离了曾经的文学,远离了尘世的喧嚣与浮华,坐拥书城,与电脑为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散文的写作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去,一去不回头,俨然像是烂柯山的故事里说的,出得洞来时,人世上已经过了20年!

  所以有人严肃看待咒骂的权利,比如美国公民奇普洛,他发起了凸显不良词语协会(之所以叫这么个奇怪的名字,估计是为了使其首字母缩写刚好组成一个骂人的词Shit)。该协会致力于教育人们如何正确地使用骂人的词,欢迎骂人达到一定水准的人免费入会。

  至于民间文学学科,我不是科班出身,只能算是爱好者吧。1953年秋天,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穿着农民衣服的18岁的农民子弟,提着一个包袱跨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学的却是当年很时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辉煌灿烂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和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吸引了我,滋养了我,给我打下了文学欣赏、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基础,没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布罗留勃夫三大批评家对我的影响,也许后来我不一定会走上文学批评道路。但我毕竟是农民的儿子,农村的生活和农民口传文学与民间文化的耳濡目染,融入血液,深入骨髓,时时撞击着我的心胸,使我无法忘情。恰在这时,我们的系主任、著名的未名社作家兼翻译家曹靖华教授担任了我的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欣赏并同意我选择民间文学作为论文题目。于是我在燕园的北大图书馆和民主楼的顶楼小屋里大量阅读了五四以后、特别是歌谣研究会时代的丰富资料。曹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不仅指导了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而且他还介绍我在1957年夏天北大毕业后踏进了王府大街64号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大门,进入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从事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开始了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在纪念从北京大学毕业5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吾师曹靖华》(《文汇报笔会》2008年6月10日)的散文,回忆了这段往事,并追念把我引上文学之路的恩师。

  有一些团体和文化走得更远,他们发展出独树一帜的咒骂风格,比如对骂竞赛。参与者相互逗引,使用各种光怪陆离的脏词,力求技高一筹地侮辱对方,仿佛有一块言语空间被围起来,在此范围内获准打破禁忌。在苏格兰,骂战变成一种娱乐。美国的黑人社群将这种骂战称为扬声或对骂游戏,为饶舌乐提供了歌词基础。东欧犹太人也有仪式化的咒骂,愿你后退时一脚踩到干草叉,想找东西时却又摸到烫火炉。

  由于在民间文学上没有读过专业,也就没有门派,冷不丁闯进这个领域里来,有时不免受到某些学人的责难和冷落。青年时代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和多年的一位朋友就曾指责我:你还要另打出个旗帜来!对这种责难,我无言以对,只有一笑置之。但没有门派也有好处。知识结构没有框框,不受近亲繁殖的影响,在研究工作中能够吸收和包容不同学者不同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到了老年,也就干脆为自己起了个边缘人的别名,以独立作者自况。边缘人者,出自我发表在《中华英才》1998年第10期上的一篇随笔《边缘人》,此文发表后被《新华文摘》、《读者》等多种报章杂志转载。我以边缘人自命,意在远离中心,事事作壁上观。在民间文学研究上亦然。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作为概念的提出,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的回应;譬如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不是只有一个流派,而是多流派的多元构成格局,以流派的存在与消长来统领百年学术史,等。

  说脏话连英女王也不例外。1992年12月对英国王室来说颇为不顺,家里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被大肆报道:婚外情、自杀传闻等等。英国女王在发表圣诞演说时得承认那一年过得很糟糕,但要用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一年,总不能说天杀的够烂的一年,于是拉丁文前来驰援,说那一年是annus
horribilis(可怕的一年)。这是一个精彩的发明,改自较常见的annus
mirabilis(奇迹之年),拉丁语中的annus(年)跟英语中的anus(肛门)很接近,更增添了此词的效果。annus
horribilis是女王在无损尊严的前提下所能说出的最接近咒骂的话。这种解读是否可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是文学研究者、当代文学的批评家,我的民间文学观,理所当然地是以文学的观点研究和处理民间文学,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持文学的(包括比较文学的)立场和观点,重视作品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研究,重视民间美学的研究,重视民间作品的题材、风格、形象、艺术、技法、语言的研究,等等,不等于无视民间作品与民俗生活的紧密联系、甚至有某种浑融性这一事实,也不等于排斥以开放的态度吸收民俗学的、原始艺术学的、宗教学的、社会学的等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阐释民间文学现象。1986年前后,我甚至是较早强调跨学科研究的一人,并就整体研究的方法写过一篇长文。吕微先生写了一篇长文《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31日和《民俗研究》2008年第4期上),比较客观地、有分析地论列了我的这一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为了扩大视野,吸收不同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以及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民间文学与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难解难分的联系,从1992年秋天起,花费了差不多六年的时间,系统阅读考古发掘的报告和考古学的著作,并完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原始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不研究原始艺术及原始先民的原逻辑思维方式,就难于知道和破译民间文学的所来之径和所包含的内容之神秘、班驳和多样。原始艺术的研究使我受益非浅,对我的文学批评和民间文学研究有不小的影响和帮助。包括钟敬文、徐华龙、陶思炎、陶阳、向云驹、吕微等民间文学研究家,何西来、王兴仁、丁道希、刘爱民等文学评论家,都写过文章予以评论、鼓励和指教。[1]
我还发表过几篇略有影响的文章,如《民俗与国情备忘录》(《报告文学》2002年第9期;《中外论坛》[纽约]2002年第4期;荣获中国文联全国文艺评论奖一等奖),《全球化与文化研究》(《理论与创作》2002年第4期)和《文化对抗与文化整合中的民俗研究》(《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4期)。这些文章也显示了我有感于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研究中的孤芳自赏、闭关锁国情结、呼吁大力增强民间文学乃至民俗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对话能力的愿望,而在民间文学学科研究中的跨文化研究倾向。

  历史上有很多资料显示,男人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蒙特古说荷马《伊利亚特》中的各位英雄一定都咒骂过,因为他们是士兵,而士兵向来都会咒骂。他认为自古以来士兵和水手特别精通咒骂的艺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人,而咒骂能舒缓压力。虽然女性没有任何不利于咒骂的天生条件,无论从神经、身体结构、生理机能来说,咒骂的构造对两性来说都是相同的,但男人仍比女人更经常咒骂,这是因为男人握有更多权力(另一方面,泼妇骂人更口无遮拦,这其实也是大男性主义的表现,男性更爱面子,甚至好男不屑跟女人争斗)。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进入以前为男性垄断的行业,规则也随之改变。以前招聘面试时一些女性被拒绝,理由是
我们很愿意雇用你,但这里脏话太多了。到二战期间,军工产业雇佣了大量女性,费城一家飞机厂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咒骂,可能有绅士在场。

  很多脏话是世界通用的,但也有文化上的差异。胡说八道我们叫狗屁,西方人叫牛屎,至于牛屎的语源,这仍是个谜。大部分人自动认为该词与牛有关(一定是牛的某些特质让人有此联想),但有些人认为它跟boule有关,而这又联结到多个不同的概念,如球、议会、装饰性的木制品和白面包。

  一般说到某个人外语好,就说他能用外语跟外国人骂架。但露丝提醒人们:很少有比出自非母语说者之口的辱骂更难听的话了。所以要是不确定该怎么说,就用你自己的母语咒骂。音调和语气也能够传达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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