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议_濮议之争简介

濮议,是宋英宗时代对生父尊礼濮安懿王赵允让的讨论,引起了一系列政治事件。宋仁宗无嗣,死后以濮安懿王允让之子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即位次年,诏议崇奉生父濮王典礼。侍御史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及司马光、贾黯等力主称仁宗为皇考,濮王为皇伯,而中书韩琦、欧阳修等则主张称濮王为皇考。英宗因立濮王园陵,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旧史称之为“濮议”。后亦借指朝中的争议。

发展

在唐朝时已经出现,最初在汉族民间流行。经过五代到两宋,词得到很大发展,成为宋代主要的文学形式。宋词以描写艳情为主。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就是对这方面特征的一个总结。宋词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抒写艳思恋情的专门文体,“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都是宋词这种创作主流倾向的归纳。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方面,与“艳情”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被后人推尊为“豪放词”开山祖的苏轼,其绝大多数词仍属“艳科”范围。即使是“艳情”之外的题材,也要受到主流倾向的渗透,或多或少地沾带着“艳”的情味宋词创作的主流倾向,正属于被孔子屏弃的淫靡的“郑卫”之声一流,与风雅篇什背道而驰。它只有表层次上的享乐生活追求,决没有深层的意蕴供回味。所以,宋词人们一面沉湎于声色的快乐享受,另一面又自我掩饰,自我辩解,“自扫其迹”。后人“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也为其曲意解释。贪图享受,人所难免,兴发情动,形诸歌咏。事后又觉得不合雅趣,有失颜面。这种矛盾普遍存在于歌词的创作之中。如能将艳情的表述含蓄化、朦胧化,似有兴寄,让接受者产生无限言外托喻之想。且将字面、句子、声韵皆加以锻炼,使其具有典丽高雅之风貌,岂不是两全其美?基于这样的立场,“去俗复雅”作为宋词创作的主要努力方向,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零星的努力到形成创作流派,从创作的实践到出现较完整。

兴衰过程

简介文章

释义
朝中的争议

李清照

易安居士,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辟途径,语言清丽。论词强调协律,崇尚典雅,提出词“别是一家”之说,反对以作诗文之法作词。能诗,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时咏史,情辞慷慨,与其词风不同。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有《李清照集校注》

简介

交子,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地区,发行于北宋前期的成都。

最初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分铺。由于铺户恪守信用,随到随取,交子逐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也越来越多的直接用交子来支付货款。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正是这一步步的发展,使得“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真正了成为的纸币。

随着交子影响的逐步扩大,对其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北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16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正式取得了政府认可。宋仁宗天圣元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

从商业信用凭证到官方法定货币,交子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具备了现代纸币的各种基本要素,将还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欧洲远远抛在后面。

据清《续通典·食货》交子三年一届,始于宋代之铜钱与铁钱溷用而不便于携;迄神宗时,交子正式由官方所承认,即熙宁初年将伪造交子等同于伪造官方文书。

主要角色

按拍节分

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起源

最初的交子由商人自由发行。北宋初年,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约1008年,成都16家官商联合用楮树皮纸印刷凭证,上有图案、密码、划押、图章等印记,面额依领用人所交现款临时填写,作为支付凭证流通。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每1000文收手续费30文。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谓之“交子”习惯称为“交子”,又名“楮币”。这时的“交子”,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凭据,而非货币。后因发现发行商拮据或破产不能兑现被禁止发行。

宋仁宗天圣元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只是分了一定等级,从1贯到10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界满兑换新交子。首届交子发行1256340贯,备本钱360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后来因供应军需超额发行,交子严重贬值。1105年遂停止发行,改用“钱引”。

“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记》中,详细介绍了中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关于交子的起源,主要有五种说法。

1.交子起源于飞钱说,有以下诸家。朱契说:中国历史学家,向以交钞之制,始于唐之飞钱。刘厚滋认为飞钱是一种汇票,一曰飞子。其后买飞子者不复支钱,转相授受,乃渐成一种习惯上的通用货币。《宋史·食货志》下3会子条的开头说:”交子会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

2.也有说交子由契券发展而来。彭信威说:大概在五代十国的时候,已经有纸币性质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马殷时期,在长沙铸乾封泉宝大铁钱,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来交易,这岂不是和纸币的性质一样么?当时使用铁钱的地方很多,而四川

比湖南还更厉害。四川正是最先使用兑换券的地方。

3.交子起源于柜坊说:”日人野开三郎认为,中唐以后,货币经济益形发达,营金融业者之柜坊,益为社会所需要。其经济信用既渐增长,其票据的流通力遂亦愈大。同时商人皆感现钱交易之不便,竟以现钱存入柜坊而换用票据,于是票据乃与现钱同时流通于市面。而柜坊之性质,亦由财物保管者,进为票据发行者。柜坊初起于长安,后经五代及宋,渐次波及各地,而尤以益州为甚。此票据的流通,及金融机关的发达,乃交子的前提。交子的发达即票据流通的延长,而主发交子之铺盖即由柜坊性质而来者也。

4.李顺起义,停止铸钱,因钱少而产生交子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真宗景德二年二月庚辰条云:”先是益、邛、嘉、眉等州岁铸钱五十余万贯,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据此加藤繁认为,李顺作乱后,蜀罢铸钱,民间私造交子。为此,

5.交子是由钱重而促使发展起来的。彭信威说:到了宋代,四川以铁钱为主,大的每千钱二十五斤,中等的十三斤,这对于商旅是一个很大阻碍。而且铁钱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钱体积之大和份量之重,还在其每枚钱购买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铁钱,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钱,可是其购买力低,一匹罗要二万个钱,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纸币的产生于四川,不是偶然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子”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许多商人联合成立专营发行和兑换“交子”的交子铺,并在各地设交子分铺。由于交子铺户恪受信用,随到随取,所印“交子”图案讲究,隐作记号,黑红间错,亲笔押字,他人难以伪造,所以“交子”赢得了很高的信誉。商人之间的大额交易,为了避免铸币搬运的麻烦,直接用随时可变成现钱的“交子”来支付货款的事例也日渐增多。正是在反复进行的流通过程中,“交子”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后来交子铺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这种“交子”已经是铸币的符号,真正成了纸币。但此时的“交子”尚未取得政府认可,还是民间发行的“私交”。

但并非所有的交子铺户都是守法经营,恪守信用的。有一些惟利是图、贪得无厌的铺户,恶意欺诈,在滥发交子之后闭门不出,停止营业;或者挪用存款,经营他项买卖失败而破产,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这样,当存款者取钱而不能时,便往往激起事端,引发诉讼。于是,景德年间(1004-1007年),益州知州张泳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剔除不法之徒,专由十六户富商经营。至此“交子”的发行始取得政府认可。

宋仁宗天圣元年,政府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我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它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因此也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

“官交子”发行初期,其形制是仿照民间“私交”,加盖本州州印,只是临时填写的金额文字不同,一般是一贯至十贯,并规定了流通的范围。宋仁宗时,一律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到宋神宗时,又改为一贯和五百文两种。发行额也有限制,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以新换旧。首届交子发行1
256 340贯,备本钱360
000贯(以四川的铁钱为钞本),准备金相当于发行量的28%。“交子”的流通范围也基本上限于在四川境内,后来虽在陕西、河东有所流行,但不久就废止了。

宋徽宗大观元年,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改“交子务”为“钱引务”。除四川、福建、浙江、湖广等地仍沿用“交子”外,其它诸路均改用“钱引”。后四川也于大观三年改交子为钱引。“钱引”与“交子”的最大区别,是它以“缗”为单位。“钱引”的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钱引”不置钞本,不许兑换,随意增发,因此纸券价值大跌,到南宋嘉定时期,每缗只值现钱一百文。

到了元代,进一步完善了纸币制度。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后,发现了元代使用的纸币,于1298年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详细介绍了我国纸币印制工艺和发行流通的情况。从此,欧洲人了解了纸币。美国学者罗波特·坦普尔说:“最早的欧洲纸币是受中国的影响,在1661年由瑞典发行。”

据说,著名的传世北宋“交子”钞版已被日本人所收藏。

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对职官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

事件结果

不管曹太后的诏书是否出于情愿,却正合英宗的心意,英宗便立刻下诏停止讨论。同时又将宰执们召来,商量如何平息百官的情绪,以稳定时局。韩琦对英宗只说了一句“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知道”,便垂手不言。欧阳修更是非常明确地对英宗道出了自己的观点,御史既然认为其与臣等难以并立,陛下若认为臣等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为臣等无罪,则取圣旨。英宗犹豫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将吕诲等三名御史贬出京师。英宗明白这三个人无过受罚,心中也很过意不去,特地对左右人道:“不宜责之太重。”同时宣布,濮安懿王称亲,以茔为园,即园立庙。英宗的这项决定,遭到了朝臣的坚决抵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台谏官员全部自请同贬,甚至英宗在濮邸时的幕僚王猎、蔡抗均反对称亲之举,这是英宗万万没想到的。在严厉处分吕诲等人的同时,英宗又不得不拉拢反对派主要人物王珪,许以执政职位,可以说是软硬兼施。为了生父死后的名分,英宗绞尽脑汁,用了各种手段,耗费了18个月的光阴,才最终达到目标,英宗笃孝的品行就以这种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其实,“濮议”并非单纯的礼法之争。司马光等臣僚坚持濮王只能称皇伯,是希望英宗能以此收拾天下人心,维护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而韩琦、欧阳修等掌握实权的宰执们考虑的问题则更现实,深知仁宗已死,太后已无能为力,他们要一心一意地拥戴英宗,因为毕竟英宗是皇权的现实代表。

词家名人

婉约派

周邦彦(1056~1121年),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漂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兴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张先(990~1078年),字子野,乌程人。宋仁宗朝进士。官至都官郎中。晚年往来于杭州、吴兴间,过着优游的生活。词作与柳永齐名,号称“张三影”。今传《安陆词》、又名《张子野词》。

史达祖(1163~1220?),字邦卿,号梅溪,汴人。韩侂胄当国时,他是最亲信的堂吏,负责撰拟文书。韩败史受黥刑,死于贫困中。今传有《梅溪词》。其词工于咏物。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号庆湖遗老,卫州人。孝惠皇后族孙。元佑中通判泗州、太平州,后退居吴下。其词题材较丰富,风格也多所变化,兼有豪放、婉约二派之长,善于融化前人成句。守格律、重用韵。今传《东山词》一卷、《贺方回词》二卷。

晏几道(约1040~1112年),北宋词人。字叔原,号小山,临川人。晏殊第七子。历任颖昌府许田镇监、乾宁军通判、开封府判官等。性孤傲,晚年家境中落。词风哀感缠绵、清壮顿挫。有《小山词》。

姜夔(1154~1221年),字尧章,鄱阳人。号白石道人,庆元中,曾上书乞正太常雅乐,一生布衣,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有《白石道人歌曲》。

秦观(1049~1100年),北宋词人。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人。历官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馆编修等职。坐元佑党籍。绍圣后累遭贬调。文辞为苏试所赏识,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工词诗,词多写男女情爱,伤感身世之作,是婉约词人中一大家。诗风与词相近。有《淮海集》、《淮海?士长短句》。

晏殊(99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人。北宋景德中以神童入试,赐同进士出身。庆历中官至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其词擅长小令,多表现诗酒生活和悠闲性致,语言婉丽,颇受南唐冯延巳的影响。原有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及清人所辑《晏元献遗文》。又编类书《类要》,今存残本。后人称之为“词人宰相”。
宋祁北宋文学家。字子京,安州安陆人,后徙居开封雍丘。天圣二年进士,官翰林学士、史馆修撰。与欧阳修等合修《新唐书》,书成,进工部尚书,拜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与兄宋庠并有文名,时称“二宋”。诗词语言工丽,因《玉楼春》词中有“红杏枝头春意闹”句,世称“红杏尚书”。

吴文英(1212~1272年),字君特,号梦窗,晚年又号觉翁,四明人。一生未仕,但平生所交,皆一时显贵,作词较多,是一位重要词人。其词典丽而工,多雕琢,音律合谐。今传有《梦窗词》。

张炎,字叔夏,号玉田,晚又号乐笑翁,临安人。张俊六世孙,宋亡,落拓而终。他的词尤以咏物词名重当时,其作词圣“清空”之说,词有《山中白云》及词学专著《词源》传世。

冯延巳又名延嗣,字正中,五代广陵人。在南唐做过宰相,生活过得很优裕、舒适。他的词多写闲情逸致辞,文人的气息很浓,对北宋初期的词人有比较大的影响。宋初《钓矶立谈》评其“学问渊博,文章颖发,辩说纵横”,其词集名《阳春集》。

豪放派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人。天圣进士。累官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有《欧阳文忠集》,词集有《六一词》、《近体乐府》及《醉翁琴趣外编》。

王安石(1021~1086年),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宋神宗时宰相。创新法,改革旧政,世称王荆公。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诗方面,词作不多,但其词能够“一洗五代旧习”,境界醒豁。今传《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

陆游(1125~1210年),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南宋著名爱国诗人,为南宋四大家诗人之一。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著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

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人。婺州以解头荐,因上《中兴五论》,奏入不报。孝宗淳熙五年,诣阙上书论国事。后曾两次被诬入狱。绍熙四年光宗策进士第一,状元。授签书建康府判官公事,未行而卒,谥号文毅。所作政论气势纵横,词作豪放,有《龙川文集》《龙川词》,宋史有传。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人。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与宜州贬所。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张孝祥(1132年-1170年),字安国,别号于湖居士,汉族,历阳乌江人,生于明州鄞县。南宋著名词人,书法家。唐代诗人张籍之七世孙。张孝祥生于明州鄞县桃源乡(今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父亲张祁,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少年时阖家迁居芜湖。绍兴二十四年廷试,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授承事郎,签书镇东军节度判官。由于上书为岳飞辩冤,为当时权相秦桧所忌,诬陷其父张祁有反谋,并将其父下狱。次年秦桧死,授秘书省正字。历任秘书郎,著作郎,集英殿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宋孝宗时,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1163年,张浚出兵北伐,被任为建康留守。又为荆南湖北路安抚使,此外还出任过抚州,平江,静江,潭州等地的地方长官,颇有政绩。乾道五年年,以显谟阁直学士致仕。是年夏于芜湖病死,葬南京江浦老山。年三十八岁。有《于湖居士文集》40卷、《于湖词》1卷传世。《全宋词》辑录其223首词。其才思敏捷,词豪放爽朗,风格与苏轼相近,孝祥“尝慕东坡,每作为诗文,必问门人曰:‘比东坡如何?”
刘过(1154~1206)南宋文学家,字改之,号龙洲道人。吉州太和人,长于庐陵,去世于江苏昆山,今其墓尚在。四次应举不中,流落江湖间,布衣终身。曾为陆游、辛弃疾所赏,亦与陈亮、岳珂友善。词风与辛弃疾相近,抒发抗金抱负狂逸俊致,与刘克庄、刘辰翁享有“辛派三刘”之誉,又与刘仙伦合称为“庐陵二布衣”。有《龙洲集》、《龙洲词》。

朱敦儒
(1081-1159),字希真,洛阳人。历兵部郎中、临安府通判、秘书郎、都官员外郎、两浙东路提点刑狱,致仕,居嘉禾。绍兴二十九年卒。有词三卷,名《樵歌》。朱敦儒获得“词俊”之名,与“诗俊”陈与义等并称为“洛中八俊”
(楼钥《跋朱岩壑鹤赋及送闾丘使君诗》)。
萨都剌(约1272—1355)元代诗人、画家、书法家。字天锡,号直斋。回族。其先世为西域人,出生于雁门,泰定四年进士。授应奉翰林文字,擢南台御史,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司达鲁花赤,累迁江南行台侍御史,左迁淮西北道经历,晚年居杭州。萨都剌善绘画,精书法,尤善楷书。有虎卧龙跳之才,人称燕门才子。他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诗词内容,以游山玩水、归隐赋闲、慕仙礼佛、酬酢应答之类为多,思想价值不高。萨都剌还留有《严陵钓台图》和《梅雀》等画,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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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仁宗

变法期间
1068年—1077年

时间
宋英宗时代

重要人物

发行地区
川峡四路成都府

发布
《唐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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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

代表人物
苏轼、李清照、辛弃疾、晏殊

发行时间
北宋仁宗天圣元年

有关人物
司马光

按长短规模分

词大致可分小令、中调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古钱币新发现

最早的纸币

史学界一直认为,产生于北宋的“交子”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钱币博物馆馆长屠燕治解释,四川的地理闭塞,促使北宋时期出现“交子”,但“交子”不直接参与流通,商人从四川携带“交子”外出,仍然需要将“交子”再兑换成金银铜钱等货币进行交易。“交子”是有价证券,相当于现在的支票。到了南宋时期,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铜币的制造已经不能满足流通的需要,再加上南宋经济主要靠海外贸易,导致钱币大量流失海外,民间由此出现可以用于交易的“会子”,公元1160年临安府知府钱端礼率先统一由政府出面发行“会子”,随着他升任为户部官员,“会子”也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直到元朝,马可波罗才将纸币传播到伊朗,而后传到日本、高丽。直到500年后,即1690年,欧洲瑞典才出现纸币。

纸币的产生某种程度上讲也是经济发达的象征。在南宋152年的历史中,使用纸币的时间长达100多年,共发行“会子”近14亿贯,如果按照南宋当时1两黄金兑换35贯铜钱的换算方法,相当于发行了1600多吨黄金。纸币的重要用途由此可见。

在具体证据方面,宋代吴自牧的《梦梁录》记载:“造会纸局,在赤山湖滨。”赤山,在苏堤第一桥西南,与玉岑山对峙,北连大麦岭,东接太子湾。而且800多年前的另一部古书《咸淳临安志》有一张现存最早的南宋《西湖图》,图中赤山教场与南山第一桥之间,清楚地标有“会子纸局”四个字,从中可以看出会子纸局的大致位置。它应是靠近杭州南山路、西山路和虎跑路三路交叉口的南山路以北一侧

图为两宋期间之小钞,非交子,交子实物迄今未现.据史料记载,宋代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地区盛行铁钱,但铁钱极为笨重,例如买一匹马要用铁钱二万枚,重一百多斤,携带极不方便。宋真宗时,成都16家富户联合起来,共同发行“交子”,使用交子的人可向交子铺兑换现钱,每千钱扣除3%作为手续费。“交子”是四川地方俗话,也是票证、票券的概称,有交合之意,即“合券取钱”。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始。

我国最早出土的交子钞版早年流失国外,最初发表在《东亚杂志》,国内只有印版拓片图,图上无钞名,定性待考。上图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块交子印版的拓片图(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版材为铜质,版面为竖长形,长16厘米,宽9.1厘米。上半部刻着“除四川外许于诸路州县公私从便主管并同见钱七百七十陌流转行使”二十九个字,下半部刻有房屋、人物和成袋的包装物,以及3个人正在房屋外面空地上背运货物等图形。

最早纸币北宋交子印版

犹太人助中国造“交子”

中国学者最新研究发现,诞生于800多年前的世界最早纸币“交子”及其发行系统,可能是犹太人帮助中国创造的。

提出这一大胆结论的是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史专家邱石玉。而此前中国学术界一般认为,“交子”是金国灭掉北宋后留用的宋朝铸币官吏发明的。

“交子”又名“交钞”,首创于公元1154年,是世界上正式发行最早的纸币。由于这种纸币是以粗麻纸为原料,不易保存,到目前尚未发现实物;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藏金代贞佑年间(公元1213年至1217年)的铜制“交钞”版,则是研究金代纸币的唯一实物资料。

邱石玉经考证发现,该铜钞版版面4边图案有明显的“翻叶”图形,而这种图形是犹太民族所独有,至今各国货币4边图案都多少受此影响。

据史书记载,早在公元10世纪中叶,一批犹太人携带大批棉布自印度乘船到中国开展贸易,其中部分犹太商人沿大运河和汴河到达当时东方最繁荣的商业都市———北宋王朝的首都汴州。公元12世纪中期,由中国北方游猎民族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灭掉北宋后占领了汴州。在与当地的犹太商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女真人为犹太人在贸易和经营上的才能所折服,并在离开汴州时将这批商人带回现位于黑龙江省阿城市的金国首都上京城。

邱石玉说,正是这批犹太人帮助金帝国发明了纸币,改造了币制,并创建了由政府控制下的银行雏形。

据史料载,金帝国早在1141年就开始铸造铜币,但币质一般,极易仿制,一些地方官吏、富豪大量私下铸币,造成造币原料铜的短缺。在犹太人的帮助下,金帝国在中国历史上首创全国流通纸币“交钞”,对缓解市场上铜币的短缺、调节物价和促进商品流通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元1200年,同样在犹太人的帮助下,金帝国又以白银为铸材,正式铸成法定货币“宝货”投入流通,从而将中国上溯几千年、流通各朝、以称量计价的银锭,改铸成法定银币。这种方法一直沿用到近代中国。

更令人惊讶的是,金代还出现了一种名为“行人”的行团组织。据史料记载,这种行团组织受金帝国政府市买司控制,专门从事货币流通兑付,调节银锭与铜币、纸币的兑换率,显然已是一种政府控制下的银行雏形。近年来,在从波斯到俄罗斯滨海地区广大范围内均发现有金国货币,说明金国的贸易已相当发达。

另据邱石玉考证,元朝建立后,在官方文件多次提到,其接管的金国政府各部门,如税收、金融、贸易等,都有犹太人在主持工作,并称:“他们可能无所不能。”

犹太人为金帝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公元1161年,金代开明君主金世宗恩准在开封为犹太人建立了中国最早的犹太教堂,并赐御笔“一赐乐业教”

原因
职官制度

名分问题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寄禄格

神宗元丰三年,置详定官制所,制定《寄禄格》,杂取唐及宋初旧制,以原散官开府仪同三司等定为二十四阶,用以取代原寄禄官中书令、侍中等等,以阶易官,用为确定官员傣禄及升降品级标准。成新寄禄官,而原寄禄官之朝廷各机构正官依其官称主管本部门事务,官称与实际职务相符,成职事官。次年,又定新选格,改革铨选制度,授官铨注,皆归吏部,并规定凡除授职事官,皆以寄禄官品高下为准,五年,仿唐六典所载官制,颁三省、枢密院、六曹条制,依新制任命三省长官实行新官制。

主要角色

婉约派

代表人物

柳永、晏殊、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秦观、姜夔、吴文英、李煜、欧阳修等。

代表作

柳永:《雨霖铃》、《蝶恋花》

晏殊:《浣溪沙》、《浣溪沙》

晏几道:《临江仙》、《鹧鸪天》

周邦彦:《兰陵王》、《蝶恋花》

李清照:《如梦令》、《醉花阴》

吴文英:《莺啼序》、《风入松》

秦观:《踏莎行·
郴州旅
舍》《鹊桥仙》《浣溪沙》《望海潮》《水龙吟》**

姜夔:《扬州慢》、《杏花天影》、《疏影》、《暗香》

李煜:《虞美人》《相见欢》《乌夜啼》《浪淘沙令》《谢新恩》**

**欧阳修**:《采桑子》《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生查子》《蝶恋花》**

主要特点

婉约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诞生地考证

过去的研究者曾认为,成都东门的“椒子街”应该是当时官方印制“交子”的地方。因为《成都城坊古迹考》对成都东门“椒子街”有这样的解释,“一说街名曰‘交子’,以宋代尝设交子务于此。”

但是当地的货币收藏家对此说法提出了质疑,因为根据《成都金融志》中的文字解释:“北宋益州的‘交子铺’实为四川历史上最早的货币金融机构,而益州的交子务则是最早由国家批准设立的纸币发行机构。”显然,说纸币发行机构就是印制地,是没有依据的。也就是说,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椒子街”就是“交子”的诞生地。由于“交子”诞生已900多年,又无具体的实物考证,只有从文献资料中查找。

货币博物馆的詹星从历史典籍入手,查找“交子”的诞生地。他从图书馆找来《全蜀艺文志》,查到了元代费著的《楮币谱》中有一段文字:“元丰元年增1员;掌典10人,贴书69人,印匠81人,雕匠6人,铸匠2人,杂役12人,廪给各有差。所用之纸,初自置场,以交子务官兼领,后虑其有弊,以他官董其事。隆兴元年,使特置官一员莅之,移寓城西净众寺。”

这说明官方发行的“交子”印制地就在城西的净众寺,不过经过了900余年,成都早已没有什么净众寺了,怎么找呢?后来,经过四川南充市的学者丁祖春的帮忙,詹星的查证又深入了一步,原来,净众寺最早建于东汉桓帝延熙年间,六朝时名为安浦寺,唐时名为净众寺,宋代换名净因寺,元末明初更名为万佛寺,明末张献忠进川后毁于战火,清代康熙初年重建,仍名为万佛寺,地址就在成都西门通锦桥侧(现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内)。

诸多问题

宋初以来的职官制度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机构重叠,既无定员、无专职,又有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冗闲机构和官员;二是莅其官而不任其职,官职名实之间悖离、混乱。熙宁(1068~1077)变法期间,王安石主张,只要各个机构能恢复职能和作用,就算达到了改革的目的。如司农寺、都水监等已对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实”。宋神宗并不以此为满足,熙宁末年,又令校勘《唐六典》,元丰三年,在蔡确、王珪的协助下,对职官制度作了改革。宰辅制度恢复了唐三省制规模,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中书。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年八月下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使各机构有定编、定员和固定的职责;许多机构便或省或并,如三司归户部和工部,审官院并于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过去“官”仅用以定禄秩、序位著,此次改革,一律“以阶易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包括选人共三十七阶),此后升迁、俸禄等都按新定的《元丰寄禄格》办理。神宗改革职官制度时,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改制后,行政效率没有提高,比过去还显得拖沓,神宗有些后悔。但由于冗员和冗散机构的裁撤,节省了两万缗的开支,神宗又颇感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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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分类
小令、中调、长调

交子,是发行于北宋于仁宗天圣元年的货币,曾作为官方法定的货币流通,称作“官交子”,在四川境内流通近80年。交子是古代汉族劳动人民的重要发明,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比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发行纸币要早六七百年。

中文名
元丰改制

中文名
濮议

柳永

北宋著名词人,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词人,
也是两宋词坛上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柳永大力创作慢词,将敷陈其事的赋法移植于词,同时充分运用俚词俗语,以适俗的意象、淋漓尽致的铺叙、平淡无华的白描等独特的艺术个性,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类型
货币

太后下诏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

四种类别

流通

最初交子由蜀地民间富商主持发行。《宋史·食货志》记载:“富民十六户主之。”在交子使用越来越广泛的情况下,交子具有了统一的面额和格式,慢慢为大家所接受并作为支付工具使用,从而具有了信用货币的特征,演变为铸币的符号,成为了真正的纸币。作为纸币的交子跟金银铜铁等铸币比,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如果没有铸币作支撑,其本身就变得一文不值了。因此,其流通功能的实现在于人们信任这一纸币能够代表实际的铸币,只要信用有保证,这一纸币就能够发挥其流通的功能而合理地存在下去。

然而信用的维持并不容易,一般人没有能力长期保证这一信用的存在。富商主持下的交子因为富商道德的丧失或者经济条件的变化,不久就出现了“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的局面,从而导致纸币不能得到兑现,信用危机的出现,也就使交子无法由私人继续主持发行下去。于是宋仁宗天圣元年,在转运使薛田和张若谷的建议下,设立益州交子务,自二年二月发行“官交子”,交子的发行权从此转移到朝廷的手中。

北宋朝廷为了保证交子发行的成功,出台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法规和政策来,其大致内容为:第一,交子的流通期限一般以二年到三年为一界,称为“兑界”,期满后必须兑换为下一界交子,方可使用。创立“兑界”的原因可能因为当时交子是楮纸所制,容易出现破损和伪造品;第二,每界的发行总量限定在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其面额通常为一贯、五贯、十贯等;第三,每印发一界交子,必须备有一定的准备金,以保证纸币能得到自由兑换;第四,禁止私人印刷交子,不仅私自印制交子的人要获刑罚,甚至连知情而使用者以及知情不告者都要牵连入狱;第五,限定流通区域,开始时,“交子”主要限定在四川地区,后来扩大到陕西和京西等地。

在早期封建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是比较谨慎的,纸币监管法律政策的出台也说明政府对纸币依赖信用的特性和易于仿造和滥发的弱点是有充分认识的,这套金融监管体系和措施应当说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交子”的顺利流通。

百官反对

结果,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释义
句子可长可短,通常分为两阙。

发行泛滥

然而封建政府往往不能有效地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当出现政府巨额财政开支需要时,政府往往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公信力,无限制地发行纸币,最终造成通货膨胀,从而使纸币丧失了信用,也就变成了废纸,北宋交子的命运也证明了这一点。

官府发行纸币,有时竟没有准备金,比如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益州交子务在陕西发行交子六十万贯,以支付粮草费,无钞本。官府也不再遵守每界固定的发行数额,而大量超额发行。《宋史·食货志》载,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7年)“界率赠造,以给陕西沿边籴买及募兵之用,少者数十万缗,多者或至数百万缗,而成都乏用,用请印造,故每岁书放亦无定数。”可见,为了满足陕西军情之需,多发的一次交子量竟会超过一界总量的数倍,甚至导致成都地区交子的缺乏,又要增造。其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信用的丧失。

纸币的分界发行慢慢成为了“通货膨胀”的障眼法,因为每界发行新纸币,往往规定新币值旧钞一比几,比如元符年间(1098~1100年)换发时,新交子一缗要换回旧交子五缗,即新旧比价1∶5。

政府滥用信用,从而导致了交子成为其敛财的工具,交子没有了信用,也就丧失了流通的功能,从而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封建政府于是用更改纸币名称的办法来掠夺民间财富。徽宗崇宁四年,“令诸路更用钱引”,把纸币定名为“钱引”,名称虽变,但其实质为敛财工具没变,甚至变本加厉了。大观元年把交子务改为钱引务,这年的发行数“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也就是说发行量由一百二十万缗增加到二千多万缗。而且没有准备金,“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可见,价值一千钱的缗只能当钱十多个钱,纸币贬值是多么严重。

北宋交子的兴衰历程,对今天也是有借鉴的,政府的监管法制对于金融币制的稳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纸币的发行和稳定,能够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国家创造了财富,对解决国家的一时之需有重大作用。政府毁坏了原有的金融法制,滥用了信用,其结局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体系的崩溃。

苏轼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对词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是内容的拓展,还是形式的新化;无论是风格的突破,还是人生的超越,苏轼都以其极大的热情、卓越的才能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努力。从而极大的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强化词的文学性,弱化词的音乐性,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的抒情文体。把词引入文学殿堂,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树立了词史上的里程碑,大大促进了宋词的发展,使宋词进入鼎盛时期。这就是苏轼对词所作出的最杰出的贡献,至今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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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宋词鉴赏辞典》序言

近年来,中国出版界出现的诸般特色之一,是很多诗词鉴赏一类书籍相继印行。

这是一个新兴的可喜的现象。它并非只是一种“风气”。由于历史的原因,向来极少这类著作司世,几乎形成了一个文化方面的空白;而读者却非常需要这些个人撰写昀或集众家合编的贫析讲解的节物,来解决他们在欣赏层宋名篇时所遇到的团难,提高他们的欣赏能力。本辞典的编撰,正是这一历史要水背景下的一部具有规模的鸿编钜制。

唐诗宋词,并列对举,各极其美,各臻其盛,是中外闻名的;而喜爱词的人,似乎比喜欢诗的人更为多夥,这包括写作和诵读来说,都是如此。原因何在,必非无故。广义的“诗”(今习称“诗歌”者是),包括了词;词之于诗,以体裁言,实为后起,并且被视为诗之旁支别流,因而有“诗馀”的别号。从这一角度来说,欣赏词的要点,应该在诗之鉴赏专著中早就有所总结和抉示了,因为二者有其共同质性。但词作为唐未宋初时代新兴的正式文学新体制,又有它自己的很多很大的特点特色。如今若要谈说如何欣赏词的纲要与关键时,我想理应针对上述的后一方面多加注意讨论才是,换言之,对如何欣赏诗(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的事情,应当估计作为已有的基础知识(例如比兴.言志、以意逆志,诗无达诂-…),而不必在此过多地重复赘说。基于这一认识,我拟乘此撰序之便,将个人的一些愚见,贡献于本辞典的读者。

我想叙及的,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永远不要忘记,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都必须溯源于汉语文的极大的特点特色。忘记了这一要点,诗词的很多的艺术欣赏问题都特无法理解,也无从谈起。

汉语文有很多特点,首先就是它具有四声(姑不论及如再加深求,汉字语音还有更细的分声法,如四声又各有阴阳清浊之分)。四声归纳成为平声和仄声两大声类,而这就是构成诗文学的最基本的音调声律的重要因子。

汉语本身从来具有的这一“内在特质”四声平仄,经过了长期的文学大师们的运用实践,加上了六朝时代佛经翻译工作的盛行,由梵文的声韵之学的启示,使得汉文的声韵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诗人们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将诗的格律安排,逐步达到了一个高度的进展阶段——格律诗的真正臻于完美,是齐粱以至隋唐之间的事情。这完全是一种学术和艺术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极为重要,把它看成了是人为的“形式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错觉。

至唐末期,诗的音律美的发展既达到最高点,再要发展,若仍在五、七言句法以内去寻索新境地,已不可能,于是借助于音乐曲调艺术的繁荣,便生发开扩而产生出词这一新的诗文学体裁。我们历史上的无数语言音律艺术大师们,从此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于中可以驰骋他们的才华智慧。这就可以理解,词乃是汉语文诗文学发展的最高形式。(元曲与宋词,其实都是“曲子词”,不过宋以‘词’为名,元以“曲”为名,本质原是一个;所不同者,元曲发展了衬字法,将原来宋词调中个别的平仄韵合押法普遍化,采用了联套法和代言体,因而趋向“散文化”,铺叙成份加重,将宋之雅词体变为俗典体,俗语俚谚,大量运用;谐笑调谑,亦所包容;是其特色。但从汉语诗文学格律美的发展上讲,元曲并没有超越宋词的高度精度,或者说,曲对词并未有像词对诗那样的格律发展。)

明瞭了上述脉络,就会懂得要讲词的欣赏,首先要从格律美的角度去领略赏会。离开这一点而侈谈词的艺术,很容易流为肤辞泛语。众多词调的格律,千变万化,一字不能随意增减,不能错用四声平仄,因为它是歌唱文学,按谱制词,所以叫做“填词”。填好了立付乐手歌喉,寻声按拍。假使一字错填,音律有乖,那么立见“荒腔倒字”,——倒字就是唱出来那字音听来是另外的宇了。比如“春红”唱出来却像是“蠢閧”,‘兰音”唱出来却成了“滥饮”–。这个问题今天唱京戏、鼓书、弹词…也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名艺人有学识的,就不让自己发生这种错误,因为那是闹笑话呢。

即此可见,格律的规定十分严格,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正是在这种精严的规定下见出了他的驾驭语文音律的真实工夫。

正因此故,“青山”“碧蜂”“翠峦”“黛岫”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不懂这一道理,见了‘落日”“夕曛”‘晚照”“斜阳”“余晖”,也会觉得奇怪,以为这不过是墨客骚人的“习气”,天生好“玩弄”文字。王国维曾批评词人喜用“代字”,对周莫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忘记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原本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

然后,还要懂得,由音定字,变化组联,又生无穷奇致妙趣。“青霄”“碧落”,意味不同;“征雁”“飞鸿”,神情自异。“落英”缤纷,并非等同于“断红”狼藉;“霜娥’幽独,绝不相似乎“桂魄”高事。如此类推,专编可勒。汉字的涵义渊繁,联想丰富,使得我们的诗词极其变化多姿之能事。我们要讲欣赏,应该细心玩味其间的极为精微的分合同异。“含英咀华”与“咬文嚼宇”,虽然造语雅俗有分,却是道着了赏会汉字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精神命脉。

第二,要讲诗词欣赏,并且已然懂得了汉字文学的声律的关系之重要了,还须深明它的“组联法则”的很多独特之点。辛稼轩的词有一句说是:“用之可以尊中国’。末三宇怎么讲?相当多的人一定会认为,就是“尊敬中国”嘛,这又何待设问。他们不知道稼轩词人是说:像某某的这样的大材,你让他得到了真正的任用,他能使中国的国威大为提高,使别国对她信增尊重,曹曹芹写警幻仙子时,说是她“深惭西子,实愧王嫱”。那么这是说这位仙姑生得远远不及西施、昭君美丽了?正相反,他说得是警幻之美,使得西施昭君都要自惭弗及!苏东坡的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是否那“江柳”竟然‘动摇”了一座村庄?范石湖的诗说:“药炉汤鼎煮孤灯”。难道是把灯放在药锅里煎煮?秦少游的词说:“碧水惊秋,黄云凝暮”。怎么是“惊秋”?是‘惊动”了秋天?是“震惊”于秋季?都不是的。这样的把“惊”字与“秋”字紧接的“组联法”,你用一般“语法”(特别是从西方语文的语法概念移植来的办法)来解释这种汉字的“诗的语言”,一定会大为吃惊,大感困惑。然而这对诗词欣赏,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诗家词客,讲究“炼字”。字怎么能炼?又如何去炼?炼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是艺术范畴;殊不知不从汉语文的特点去理解体会,也就无从说个清白,甚至还会误当作是文人之“故习”,笔墨之“游戏”的小道而加以轻蔑,“批判”之辞也会随之而来了,——如此,欣赏云云,也岂不全成了空话和妄言了?因此,务宜认真玩索其中的很多的语文艺术的高深的道理。

至于现代语法上讲的词性分类法,诸如名词动词等等,名目甚多,面我们旧日诗家只讲“实字”“虚字”之一大分别而已。这听起来自然很不科学,没有精密度。但也要思索,其故安在?为什么又认为连虚实也是可以转化的?比如,石湖诗云:“目膏浮珠佩,声尘籁玉萧。”浮是动词,一目了然,但籁应是“名词”吧?何以又与“浮”对?可知它在此实为动词性质。汉字运用的奇妙之趣,表现在诗词文学上,更是登峰造极,因而自然也是留心欣赏者的必应措意之一端。其实这无须步举奇句警字,只消拿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来作例即可看得甚清:譬如若问“东”是什么词性词类?答案恐怕是状词或形容词等等。然而你看“水长东”的东,正如‘吾欲东’’吾遭东”,到底该是什么词?深明汉字妙处,读欧阳词——“飞絮濛濛,垂柳栏干尽日风”之句,方不致为“词性分析”所诒,以为“风”自然是名词。假使如此,便是“将活龙打作死蛇弄”了。又如语法家主张必须有个动词,方能成一句话。但是温飞卿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名句,那动词又在何处?它成不成“句”,如果你细玩这十个字的“组联法”,于诗词之道,思过半矣。

第三,要讲欣赏,须看诗词人的“说话”的艺术。唐人诗句:“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遭到长沙。”不说皇帝之贬谪正人是该批评的,却说“圣”“恩”超过了汉文帝,没有像他贬谪贾谊,远斥于长沙卑湿之地。你看这是何等的“会讲话”的艺术本领!如果你认为,这是涉及政治的议论性的诗了,于抒情关系嫌远了,那么,李义山的《锦瑟》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不说如今追忆,惘然之情,令人不可为怀;却说何待追忆,即在当时已是惘然不胜了。如此,不但惘然之情加一倍托出,而且宛转低迥,馀味无尽。晏小山作《鹧鸪天》写道:

“醉拍青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年年陌上生春苹,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此词写怀人念远,离恨天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归信无凭,空对来书,流泪循诵——此本相思之极致也,而词人偏曰:来书纸上诉说相思,何能为据?莫如丢开,勿效抱柱之痴,枉费伤心之泪。话似豁达,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相忆之苦;其宇字皆从千回百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如果一味直言白讲,“我如何如何相思呀”岂但不能感人抑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第四,要讲词的欣赏,不能不提到“境界”的艺术理论问题。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氏所创,但专用它来讲究词学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词有境界便佳,否则反是。后来他又以“意境”一词与之互用。其说认为,像张先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界全出矣。这乍看很像“炼字”之说了。细按时,“闹”写春花怒放的艳阳景色的气氛,“出”写秋千高现于绿柳朱楼、粉墙白壁之间、因春风而倍增骀宕的神情意态。究其实际,仍然是我们中华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传神’的事情,井非别有异义.我们讲诗时,最尚者是神韵与高情远韵。神者何?精气不灭者是。韵者何?馀味不尽者是。有神,方有容光焕发,故曰“神采”。有韵,方有言外之味,故曰“韵味”。试思,神与绘画密切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可知无论“写境”“造境”,都必须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造诣,否则安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只标境界,并非最高之准则理想,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美丑之分,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便成好词呢,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开口便说是“柳绿桃红三月天’,以为俗不可耐,可使诗人笑倒!但是,难道能说那七言一句就没有任何境界吗?不能的,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问题何在?就在于没有高情远韵,没有神采飘逸。可知这种道理,还须探奉寻源,莫以“境界”为极则,也不要把诗词二者用鸿沟划断。比如东坡于同时代词人柳永,特赏其《八声甘州》,“惭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他柳耆卿只写出了那个“境界”,而是说那词句极有神韵。境界有时是个”死”的境界,神韵却永远是活的。这个分别是不容忽视的分别。

第五,如上所云,已不难顿悟,要讲词的欣赏,须稍稍懂得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上的事情。如果只会用一些“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画”、“语言的生动”等语词和概念去讲我们的词曲,良恐不免要弄成取粗遗精的后果。因此,我们文学历史上的一些掌故、佳话、用语、风尚,不能都当作“陈言往事”而一概弃之不顾,要深思其中的道理。杜甫称赞李白,只两句话;“清新庚开府,俊逸鲍参军”,还有人硬说这是“贬”词(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实是诗圣老杜拈出的一个最高标准,析言之,即声清,意新,神俊,气逸。这是从魏晋六朝开始,经无数诗人摸索而得的一项总结性的高度概括的理论表述。如果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又怎能谈到欣赏二字呢?

大者如上述。细者如古人因一字一句之精彩,传为盛事佳话,警动朝野,到处歌吟,这种民族文化传统,不是不值得引以为自豪和珍重的。“山林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人谓是“微词”,我看这正说明了“烩炙人口”的这一诗词艺术问题。

至于古人讲炼字,讲遣辞,讲过脉,讲摇曳,讲跌岩,…种种手法章法,术语概念,也不能毫无所知而空谈欣赏。那样就是犯了一个错觉:以为千百年来无数艺术大师的创造积累的宝贵经验心得,都比不上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么一点学识之所能达到的“高”度。词从唐五代起,历北宋至南末,由小令到中、长调慢句,其风格手法确有差异。大抵早期多呈大方自然、隽朗高秀一路,而后期趋向精严凝炼,绮密深沉。论者只可举示差异,何必强人以爱憎。但既然风格手法不同,欣赏之集中注意点,自应随之而转移,岂宜胶柱而鼓瑟?所应指出的,倒是词至末流,渐乏生气,饾饤堆砌、藻绘涂饰者多,又极易流入尖新纤巧、轻薄侧艳一派,实为恶道。因此清末词家至有标举词要“重、拙、大”的主张(与轻、巧、琐为针对)。这种历史知识,也宜略明,因为它与欣赏的目光不是毫无关系的。

序言不是论文,深细讨论,非所应为;我只能将一些最简单易晓、不致多费言说的例子,提出来以供本书读者参考。这是因为一部辞典成于诸家众手,篇中或不能逐一地都涉及到这些欣赏方面的问题,在此稍加中说,或可备综合与补充之用。

本辞典共收词1518篇,撰文者共327家。这诚然是目前所能看到的一部最为丰富多彩的赏词巨著。像我们这样一个伟大而又有着特别悠久的文化历史的民族,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学财富的价值绝不能是以一知半解为满足的,我们应当不断地研索,并且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一代,都能对诗词的欣赏有所体会理解,这对于我们的‘四化”这一宏伟事业中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实非浅鲜。本书的问世,必然引起海内外爱词者的高度重视。谨以芜言,贡愚献颂。

周汝昌

一九八五、十二。十二、呵冻写讫

乙丑十一月初一,至前十日

管理机构
交子务

起源

曲子词源自汉族民间,俚俗粗鄙就是其天然倾向。由于敦煌石窟中大量的“曲子词”被重新发现,词源于汉族民间

宋词俗文学的观点已得到广泛承认。隋唐之际发生、形成的曲子词,原是配合一种全新的音乐–“燕乐”歌唱的。“燕”通“宴”,燕乐即酒宴间流行的助兴音乐,演奏和歌唱者皆为文化素质不高的下层乐工、歌妓。且燕乐曲调之来源,主要途径有二:一是来自边地或外域的少数民族。唐时西域音乐大量流入,被称为“胡部”,其中部分乐曲后被改为汉名,如天宝十三年改太常曲中54个胡名乐为汉名。《羯鼓录》载131曲,其中十之六七是外来曲。后被用作词调的,许多据调名就可以断定其为外来乐,如《望月婆罗门》原是印度乐曲,《苏幕遮》本是龟兹乐曲。《胡捣练》、《胡渭州》等调,则明白冠以“胡”字。部分曲调来自南疆,如《菩萨蛮》、《八拍蛮》等等。部分曲调直接以边地为名,表明其曲调来自边地。《新唐书·五行志》说:“天宝后各曲,多以边地为名,如《伊州》、《甘州》、《凉州》等。”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也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伊州为今新疆哈密地区,甘州为今甘肃张掖,凉州为今甘肃武威,熙州为今甘肃临洮,石州为今山西离石,渭州为今甘肃陇西,这些都是唐代的西北边州。燕乐构成的主体部分,就是这些外来音乐。二是来自汉族民间的土风歌谣。唐代曲子很多原来是民歌,任二北先生的《教坊记笺订》对教坊曲中那些来自汉族民间的曲子,逐一做过考察。如《竹枝》原是川湘民歌,唐刘禹锡《竹枝词序》说:“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又如《麦秀两歧》,《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七引《王氏见闻录》言五代朱梁时,“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褛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和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宋代汉族民间曲子之创作仍然十分旺盛,《宋史·乐志》言北宋时“汉族民间作新声者甚众”,如《孤雁儿》、《韵令》等等。燕乐曲调的两种主要来源,奠定了燕乐及其配合其演唱歌辞的俚俗浅易的文学特征。歌词在演唱、流传过程中,以及发挥其娱乐性功能时,皆更加稳固了这一文学创作特征。歌词所具有的先天性的俚俗特征,与正统的以雅正为依归的审美传统大相径庭。广大歌词作家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历史和社会潜移默化之赋予他们的审美观念,皆在他们欣赏、创作歌词时,发挥自觉或不自觉的作用。努力摆脱俚俗粗鄙、复归于风雅之正途,便成了词人们急迫而不懈的追求。

中文名
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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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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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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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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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弃疾

历史意义

纸币的出现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钱币界有人认为中国纸币的起源要追溯到汉武帝时的“白鹿皮币”和唐代宪宗时的“飞钱”。汉武帝时期因长年与匈奴作战,国库空虚,为解决财政困难,在铸行“三铢钱”和“白金币”(用银和锡铸成的合金币)的同时,又发行了“白鹿皮币”。所谓“白鹿皮币”,是用宫苑的白鹿皮作为币材,每张一方尺,周边彩绘,每张皮币定值40万钱。由于其价值远远脱离皮币的自身价值,因此“白鹿皮币”只是作为王侯之间贡赠之用,并没有用于流通领域,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只能说是纸币的先驱。“飞钱”出现于唐代中期,当时商人外出经商带上大量铜钱有诸多不便,便先到官方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之后持凭证去异地提款购货。此凭证即“飞钱”。“飞钱”实质上只是一种汇兑业务,它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因此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则是真正纸币的开始。

纸币出现在北宋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宋代商品经济发展较快,商品流通中需要更多的货币,而当时铜钱短缺,满足不了流通中的需要量。当时的四川地区通行铁钱,铁钱值低量重,使用极为不便。当时一铜钱抵铁钱十,每千铁钱的重量,大钱25斤,中钱13斤。买一匹布需铁钱两万,重约500斤,要用车载。因此客观上需要轻便的货币,这也是纸币最早出现于四川的主要原因。再者,北宋虽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但全国货币并不统一,存在着几个货币区,各自为政,互不通用。当时有13路专用铜钱,4路专用铁钱,陕西、河东则铜铁钱兼用。各个货币区又严禁货币外流,使用纸币正可防止铜铁钱外流。此外,宋朝政府经常受辽、夏、金的攻打,军费和赔款开支很大,也需要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种种原因促成了纸币——“交子”的产生。

“交子”的出现,便利了商业往来,弥补了现钱的不足,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大业绩。此外,“交子”作为我国乃至世界上发行最早的纸币,在印刷史、版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我国古代纸币印刷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意义及作用简述:纸币比金属货币容易携带,可以在较大范围内使用,有利于商品的流通,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代盛行的一种汉族文学体裁,宋词是一种相对于古体诗的新体诗歌之一,标志宋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宋词句子有长有短,便于歌唱。因是合乐的歌词,故又称曲子词、乐府、乐章、长短句、诗余、琴趣等。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宋词是中国古代汉族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明珠,在古代汉族文学的阆苑里,她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她以姹紫嫣红、千姿百态的神韵,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艳,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盛。后有同名书籍《宋词》。

主要角色

李煜

莲峰居士南唐最后一位国君。精书法、工绘画、通音律,诗文均有一定造诣,尤以词的成就最高。李煜的词,继承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的传统,又受李璟、冯延巳等的影响,语言明快、形象生动、用情真挚,风格鲜明,其亡国后词作更是题材广阔,含意深沉,在晚唐五代词中别树一帜,对后世词坛影响深远。被称为千古词帝,有《文集》30卷、《杂说》百篇,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李煜集》10卷,《宋史·艺文志》亦载《南唐李后主集》10卷,均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有《南唐二主词》1卷,录李煜词34首,存世有明万历四十八年墨华斋本,清代邵长光又录得
1首,近代王国维增加9首。李煜词集注本有清人刘继增《南唐二主词笺》,近人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王仲闻《南唐二主词校订》、詹安泰《李璟李煜词》等。《虞美人》被王国维誉为是“包含世间所有愁”的词

简介文章

词牌名

词有词牌,即曲调。有的词调又因字数或句式的不同有不同的“体”。比较常用的词牌约100个,如《水调歌头》、《念奴娇》、《如梦令》、等等。词的结构分片或阕,不分片的为单调,分二片的为双调,分三片的称三叠。按音乐又有令、引、近、慢之

别。“令”一般比较短,早期的文人词多填小令。如《十六字令》、《如梦令》、《捣练子令》等。“引”和
“近”一般比较长,如《江梅引》、《阳关引》、《祝英台近》、《诉衷情近》。而“慢”又较“引”和“近”更长,盛行于北宋中叶以后,有柳永“始衍慢词”的说法。词牌如《木兰花慢》、《雨霖铃慢》等。依其字数的多少,又有“小令”、“中调”、“长调”之分。据清代毛先舒《填词名解》之说,58字以内为小令,
59—90字为中调,90字以外为长调。最长的词调《莺啼序》,240字。

一定的词牌反映着一定的声情。词牌名称的由来,多数已不可考。只有《菩萨蛮》、《忆秦娥》等少数有本事词。词的韵脚,是音乐上停顿的地方。一般不换韵。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还有的几句押。象五、七言诗一样,词讲究平仄。而仄声又要分上、去、入。可以叠字。

中文名
宋词

派别

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发展历程

按音乐性质分

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巅峰

苏轼应该可以说是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而一些人认为,这也正是历史发展的下坡路的开始,宋词只是一味的寄情山水,或者歌以明志。陈师道用“以诗为词”评价苏词,道中苏词革新的本质。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努力跨越“言志”与“言情”界限的过程,所以,陆辅之才说:“雅正为尚,仍诗之支流。不雅正,不足言词。”苏轼以前,这个过程是渐进的,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首先,苏轼词扩大了词境。苏轼之性情、襟怀、学问悉见之于诗,也同样融之于词。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他外出打猎,便豪情满怀地说:“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他望月思念胞弟苏辙,便因此悟出人生哲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他登临古迹,便慨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五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刘熙载《艺概》卷四概括说:“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其次,苏轼词提高了词品。苏轼的“以诗入词”,把词家的“言情”与诗人的“言志”很好结合起来,文章道德与儿女私情并见乎词,在词中树堂堂之阵,立正正之旗。即使写闺情,品格也特高。《贺新郎》中那位“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美人,可与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格调比高。胡寅《酒边词序》因此盛称苏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豪气超乎尘埃之外。”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再次,苏轼改造了词风。出现在苏轼词中的往往是清奇阔大的景色,词人的旷达胸襟也徐徐展露在其中。传统区分宋词风格,有“婉约”、“豪放”之说,苏轼便是“豪放”词风的开创者。凡此种种“诗化”革新,都迅速地改变着词的内质,况周颐因此肯定说:“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刘熙载转换一个角度评价说:“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东坡的复古,正是词向诗的靠拢,突出“志之所之”,也是向唐诗的高远古雅复归。至此,词之“雅化”也取得了本质性的突破。

音乐文学

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词所配合的音乐是所谓燕乐,又叫宴乐,其主要成分是北周和隋以来由西域胡乐与汉族民间里巷之曲相融而成的一种新型音乐,主要用于娱乐和宴会的演奏,隋代已开始流行。而配合燕乐的词的起源,也就可以上溯到隋代。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词最初主要流行于汉族民间,《敦煌曲子词集》收录的一百六十多首作品,大多是从盛唐到唐末五代的汉族民间歌曲。大约到中唐时期,诗人张志和、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开始写词,把这一文体引入了文坛。到晚唐五代时期,文人词有了很大的发展,晚唐词人温庭筠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花间派”词人以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南唐词人的创作,都为词体的成熟和基本抒情风格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词终于在诗之外别树一帜,成为中国古代最为突出的文学体裁之一。进入宋代,词的创作逐步蔚为大观,产生了大批成就突出的词人,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并出现了各种风格、流派。《全宋词》共收录流传到今天的词作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将近两万首,从这一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创作的盛况。词的起源虽早,但词的发展高峰则是在宋代,因此后人便把词看作是宋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与唐代诗歌并列,而有了所谓“唐诗、宋词”的说法。

发端
汉朝

主要角色

豪放派

代表人物

苏轼、辛弃疾、陈亮、陆游、张孝祥、张元干、刘过、宋江等。

代表作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密州出猎》

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汉宫春 会稽蓬莱阁观雨》、

陆游:《谢池春·壮岁从戎》《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卜算子·咏梅》

张元干:《贺新郎》

张孝祥:《六州歌头》

宋江:《西江月》

主要特点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

手法、
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宋词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苏轼,辛弃疾柳永、李清照。

词牌来源划分

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

⑴本来是乐曲的名称。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像菩萨。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都是来自汉族民间的曲调。

⑵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⑶本来就是词的题目。《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唉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也就不再另拟题目了。

辛弃疾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艺术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现存词600多首,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颇多谴责;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