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经度困扰海上帝国 催生格林尼治时间

定位经度困扰海上帝国 催生格林尼治时间

1884年10月13日 格林尼治国际标准时间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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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经度困扰海上帝国 高额悬赏激发科学竞逐

1919年春,朱德在四川泸州自流井寓所宴请赵遂生,杨希闵、兰馥、金汉鼎,杨如轩、唐沸川等八位同事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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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国民党军为了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多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剿”、“会剿”。在弹雨横飞的战斗中,不仅考验着双方的勇气、魄力、胆识,更考验着双方的心智和谋略。对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朱德来说,更要经历一种全面而又全新的考验——与铁血兄弟的情义。因为进犯井冈山根据地的国民党军主要将领大都是他昔日的同窗、同僚,甚至是拜把兄弟。是什么原因让朱德非得要和他们兵戎相见、血染干戈?笔者试图撩开历史的神秘面纱,寻溯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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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王室强征客房当领土 堕落贵族寻欢作乐求避世

自1884年成为世界标准时间以来,格林尼治作为时间“原点”已有127年的历史,但受地球自转速度减缓影响,格林尼治时间存在一定误差,明年1月,它可能会被以原子振荡周期为依据的“原子时”彻底取代。回溯过去,在格林尼治天文台成为分隔东西半球的0度经线之前,由于时间测算混乱,曾发生过很多海难,当时的顶尖科学家为解决这一难题也是费尽了心思。

金兰之交梦一场,兵戎相向最情伤——朱德与金汉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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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酒店,藏着不少二战“秘密”

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后,西方航海强国出现一股航海热。但由于人们那时仅能根据太阳高度测出纬度,却不能定位经度,这意味着自由航海风险很大,所以有大批船只迷航、触礁,当时的航海大国西班牙损失尤其惨重。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着名的军事院校,原系清朝为编练新式陆军,加强边防而设的一所军事学校。建立时与天津讲武堂、奉天讲武堂并称三大讲武堂。朱德和同学们在讲武堂里互帮互学,同铸热血丹心。其间,朱德结交了十几个“后来创造历史的朋友”。如果按亲密程度排列,金汉鼎无疑应该排在第一位。

摘要: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回国,便打算拉汪精卫一同反共“清党”。然而他又顾及面子,觉得不好直接去找汪精卫。然而,中山舰事件败在蒋之手,汪现在想起来心里仍隐隐作痛,吃一堑长一智,他绝不敢贸然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再者,汪是在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热情邀请下才回国的,他知道自己在武汉的身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的豪华酒店不仅成为王室贵族、达官显贵的避风港,还是骗子、间谍、妓女等各色人等的出没地。英国作家马修·斯韦特在查阅历史档案、走访当事人的基础上,出版了一本名为《西区前线:伦敦大酒店的战时秘密》的书,为读者勾画出伦敦战时的另类风景。

为解决这一难题,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尼斯·沃纳于1514年提出“月距法”,即月亮以稳定的速度穿过天空,可根据其运行轨迹和它掠过某颗星的相对位置确定经度。1530年,荷兰科学家伽玛·弗里西斯提出“钟表法”,也就是制造出准确的钟表,按出发地时间走,到达新地点后再利用太阳测算当地时间,用时间差确定经度。可惜的是,这两种设想分别因基础监测落后和钟表制作工艺差而难以实现。1610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提出根据木星卫星的转速和轨道定位经度,但他的想法没被重视。

金汉鼎是个“瘌痢头”,同学们都不喜欢跟他坐,但朱德却与他义结金兰,相交甚厚。金汉鼎成绩优秀,但家境困苦,朱德便会把一些奖学金给金汉鼎以贴补家用。这份友情令金汉鼎非常感动并铭记在心,而且经过多次腥风血雨和生死考验。当朱德赴欧洲学习时,金汉鼎几乎倾囊相助。在护国、护法战争中,这对把兄弟一直并肩作战,互相接应,以骁勇善战驰名川滇,被誉为滇军“四大金刚”的前两位。在四川叙府一带流传有“黄拒盖,廖毛瑟,朱金支队惹不得”的民谣。后来,朱德决意赴欧洲留学,这对患难兄弟才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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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伦敦的上流社会用自己的特殊形式来展示抵抗精神:跳快步舞,喝苦味杜松子酒。他们想借此显示他们没有受到德国轰炸的影响。豪华酒店无疑成为展示这种精神的理想场所。1931年建成的都彻斯特酒店因为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强化水泥,被认为是伦敦最安全的建筑之一。而里兹酒店则号称伦敦第一个使用大型钢架构的建筑,安全系数也很高。在这种安全假象下,各色人等纷纷涌入。

很多人意识到,面对极为复杂的经度问题,单靠个人奋斗难以成功。1666年,野心勃勃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宣布成立皇家科学院,花重金招募大批欧洲顶尖科学家,并在巴黎近郊建造天文台。这些科学家的重点课题之一就是测量经度,如果成功,路易十四准备把巴黎天文台所在地定为世界本初子午线。

北伐开始后,金汉鼎赴赣投靠滇军老同学朱培德,任独立十六师师长。独立十六师后扩编为第九军,辖三个师。这时,朱德因领导泸顺起义失败,被杨森礼送出境,也来到南昌,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金汉鼎再次相聚。南昌起义前,朱德赶到九江,想动员老友追随革命,但金汉鼎正要上庐山参加汪精卫、张发奎召开的分共会议,拒绝了朱德的建议,一对生死与共的战友从此成为对手。不过,后来南昌起义部队南下经过金部防区时,朱德给金汉鼎写了一封信,金汉鼎得知是朱德指挥的部队,不为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所动,没有对起义部队发动进攻,使起义部队得以安全转移。

本文摘自《绝密档案:第一次国共合作内幕》,苏杭,苏若群,姜羿着,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8

摄影师塞西尔·比顿对入住都彻斯顿酒店的房客有着忠实记录:内阁大臣和他们自以为是的妻子,趾高气扬的将军,刚刚执行完空战任务的皇家空军飞行员,妓女、演员、汽车销售员等。在酒店地下的土耳其浴室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经常带着妻子或情妇光顾。在酒店的后面,有“海德公园游骑兵”之称的妓女们常在一个通风口附近取暖。在酒店的舞池里,男女军官们伴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甚至把德国人空袭的爆炸声作为变换舞曲的信号。战争期间意外怀孕增多,一些非法堕胎手术就在酒店紧闭的房门后进行。

在观察月球运行轨迹3年无果后,法国皇家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决定尝试伽利略提出的木星卫星定位法。此时,恰巧意大利人卡西尼于1668年出版了一本精确的木星卫星星表,于是法国人邀请他担任天文台台长,并在他主持下测绘出一份经度准确的新版欧洲地图,初步绘制了一张全新的世界地图。

1928年,蒋介石派金汉鼎任湘、赣两省“剿匪”副总指挥,从此,金汉鼎多次与朱德指挥的红军对阵。对老朋友的部队,金汉鼎采取“明打暗助”,对蒋介石敷衍塞责。终因“剿共”不力,被蒋介石降为旅长。不久,又被解除了握有兵权的旅长职务,调任中央军事参议院高级参议员。

就在蒋介石一伙紧急部署反共“清党”行动时,4月1日,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在码头迎接他的,是武汉方面派来代表的宋子文。

里兹酒店的地下室则是另一道风景。这里被称为“粉槽儿”,是同性恋集中的地方。诗人路易斯·麦克尼斯1940年来这里时注意到:“酒吧里闹哄哄的,到处是军官。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走起路来扭动着腰肢,嗓音要么尖锐要么柔软,一张嘴就是‘我亲爱的’!”战争部的一位高官特别喜欢英俊的副官,因此得到了“宝贝儿上校”的绰号。保守党议员保罗·兰瑟姆爵士也是常客。1941年,他因为对自己手下的3名炮手“行为不轨”而受到12项指控。

伽利略的木星卫星法用在陆地上没问题,在惊涛骇浪的海上却无法平稳观测和计算,船长和船员们也不可能都是天文学家,所以有人坚持认为“月距法”更为实用,并将这一想法推荐到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那里。作为海上强国之主,查理二世明白其中的利害,迅速召集英国顶尖科学家进行讨论。

金汉鼎从在云南讲武堂与朱德义结金兰之日起,“一生恪守这个‘义’字,没有做过一件伤害朋友的事”,尤其是当朱德身陷困境之日,从不为功名利禄所引诱,并尽自己所能,慷慨给予帮助。

自从上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汪精卫被迫出国后,期间蒋介石虽然有请汪回国的电报,但汪精卫知道并非出于其本心。此次回国,他虽然先到上海,但由于不愿与蒋介石纠缠,并不想在此多停留。

虽然没有受到炮弹威胁,这些豪华酒店却不时遭到“仇富者”骚扰。1940年9月,来自伦敦东区的一群人占领了萨弗伊酒店的防空洞。他们宣称,“我们的社区被战火烧毁时,酒店的寄生虫却在这里睡安稳觉!”几个月后又有一批女性抗议者伪装成前来就餐的客人,她们突然解开毛皮大衣,露出里面的标语———“也要给富人规定食品限额!”

1675年,查理二世拨款500英镑,在伦敦郊外的格林尼治村建成一座天文台,天文学家弗拉姆斯蒂德被任命为首任台长,年薪100英镑。弗拉姆斯蒂德工作极为认真,但直到他1714年去世都没有完成任务。又过了11年,在弗拉姆斯蒂德遗孀和助手的帮助下,他的《不列颠星表》得以出版。但仅有星表还不够,月亮的运行轨迹还没搞清。

后来,金汉鼎因难以忍受蒋介石的刻意排挤,主动要求去云南协助龙云。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不忘旧情,邀金汉鼎进京相会,一起回顾青年时代情同手足的戎马生涯,同时也批评了他追随蒋介石“剿共”的错误。不久,金汉鼎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北京市政协委员,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1967年逝世。

蒋介石得知汪精卫回国,便打算拉汪一同反共“清党”。然而他又顾及面子,觉得不好直接去找汪精卫。这时,为蒋介石反共到处奔走的吴稚晖,便主动承担起了在蒋、汪之间牵线搭桥的任务。

欧洲王室的“战时行宫”

在格林尼治天文台探索经度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维尔爵士在地中海战胜法国人,他率领乘胜而归的舰队在途中遇到大雾、暴风,航线偏离原来的路线。10月22日,在导航员所确定的安全航线上,包括旗舰在内的4艘战舰触礁沉没,约2000名水手葬身海底。事后发现,触礁地点距英格兰西南端仅20英里。

同根相煎事有因,“模范二朱”此相违——朱德和朱培德

在汪精卫到上海的当天,吴稚晖就去找汪精卫晤谈,以探汪的口风。吴稚晖将蒋介石等上海一班人的意思讲了出来,希望汪精卫答应与他们一起干。

战火中欧洲许多王室流离失所,他们也来到伦敦避难。阿尔巴尼亚国王佐格和王后包下了里兹酒店整整一层,有传言说他们是用国库中的金锭付账的。其他流亡的欧洲王室则大多住在克拉里奇酒店。希腊国王乔治用“布朗先生”这个名字登记,其实谁都知道他的身份。荷兰女王威廉敏娜是乘坐一艘英国驱逐舰逃到英国的,她第一次在克拉里奇酒店亮相就让其他人大吃一惊:她穿着长睡衣出现在旋梯上,后面是列队整齐、穿着黑衣的女侍从官。她的女婿伯恩哈德王子则导演了一场虚惊闹剧。一天晚上,伦敦实行灯火管制,酒店附近的一个客楼里却亮着一盏灯。王子端起一把冲锋枪就向它射击,所幸没有伤到人。

这一家门口的海难让英国举国震惊,在这之前,已有数百艘商船、战舰因无法精确地确定船只位置而迷失方向,大批船员在海上患败血症而死。于是,很多舰队队长、商船船长和商会代表集中向英国政府请愿施压,最终,1714年,英国国会邀请科学家牛顿做顾问,成立了经度委员会。英国政府还颁布法案,悬赏解决经度问题:将精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奖励2万英镑;确定到2/3度范围内,奖励1.5万英镑;精度小些但可有效测定的奖励1万英镑。悬赏法案出台十几年,经度问题依然悬而未解,直到钟表匠约翰·哈里森的出现。

历史如果可以假设,或许井冈山历史就真的会被改写。譬如在井冈山时期,若不是朱培德在江西主政,极有可能就没有朱毛红军。因为朱培德不在江西,朱德也许就不会去南昌,即便去了南昌,也少了挂靠。那么,南昌起义分兵时,三河坝指挥员就不会是朱德,也许是其他人也未可知,然而有谁的坚定性和忍辱负重程度能比得上朱德?若然,南昌起义的这点余脉就可能不复存在,也就不会有湘南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红四军如何发展就很难讲了,因为只凭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要在这一特定的历史夹缝中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很吃力了。有人认为这是天意,其实从朱德和朱培德的关系里或许可以认为是朱培德的有意为之。历史上,比朱德小两岁、名字只多一个字的朱培德并不那么反动,甚至他“在旧军人中是个比较老实的人,他所部第三军同我们比较接近”——朱德曾如是评价过他的师弟、密友兼上司。

汪精卫听后,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共产党素来不轻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实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同共产党人的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

1945年7月17日,克拉里奇酒店212套房暂时成为南斯拉夫领土。流亡英国的24岁南斯拉夫王后亚历桑德拉即将分娩。按照南斯拉夫法律,国王的孩子只有出生在该国领土上才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在国王彼得二世的坚持下,丘吉尔首相同意将212号套房暂时划为南斯拉夫领土。酒店从伦敦医院借来一张产床,床下还放了一盒南斯拉夫泥土。王子亚历山大就这样降生了。彼得和亚历桑德拉可以说是一对苦命的鸳鸯。两人1941年在一个舞会上相识,当时都不满20岁。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英国外交部再加上彼得的母亲玛丽王后都反对这桩婚事,但两人态度坚决。他们一直躲在克拉里奇酒店,临产前已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两人都打了镇静剂。由于英国政府不相信彼得能够胜任领导战后南斯拉夫的重任,于是与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达成了协议。

哈里森是乡村木匠的儿子,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制造钟表的技能。1730年,他来到格林尼治天文台,把自己琢磨了4年的航海钟设计方案推荐给天文台台长哈雷。得到哈雷赞同后,哈里森用了5年时间研制出第一台航海钟,很好地解决了误差、船只晃动、暴晒高温等问题。但哈里森不满意,向委员会先后借款2500英镑,又花了20多年时间,造出三台航海钟。最后一台重1.45公斤,经过将近半年的海上航行后,总误差还不到两分钟。

www.8722.com,朱培德出生于官宦人家,幼时父母双亡,由祖母抚养长大。在云南讲武堂,朱培德与朱德为学友。在严格得近乎残酷的军事训练中,两人互相勉励、互帮互助,因成绩优异被选进特别班,被称为该校的“模范二朱”。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震动全国,云南起而响应。朱培德被分配到滇西巡阅使李根源部任侦察排长,不久升为连长。1913年6月,被选送讲武堂步兵科深造,毕业后升任营长。后因护国、北伐战争有功,朱培德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与蒋介石、谭延闿、李济深等比肩。尽管他这个军只有8个团,是最弱的一个军,但当初那些滇系的风云人物都已经远落其后,只能来投靠他。从此,朱培德成了客籍滇军的最高人物。

吴稚晖急忙说:“你初自外国回来,尚不知目前共产党种种情形。现在武汉方面要罢免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了。”

萨弗伊是伦敦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豪华酒店,也是第一个安装了电灯、电梯、室内浴室,并提供24小时热水的酒店。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来这里吃饭,使它成为第一家接待英国国王的酒店。美国参战后,这里成为美国军官、外交官和记者的聚集地。丘吉尔经常带着内阁成员来这里,蒙巴顿将军、戴高乐将军也是这儿的常客。酒店的防空工事被认为是“伦敦最漂亮的防空洞”。

哈里森这时认为,荣誉和奖金都该到来了。然而,经度委员会进行仔细核算后表示:1万英镑可以拿到,但要拿到2万英镑还必须再进行一次远航,并再造两个航海钟以示成功可以复制。原来,在1762年晚些时候,皇家天文官马斯卡林经过海上测试,首次证实了“月距法”的可行性,同样接近成功,而且这种方法比航海钟造价低得多。

如果把朱培德有“容共倾向”解释为他身世异常坎坷,从而形成了谦和宽厚的性格,成为他坚定追随孙中山并在后来国民党内部斗争中一直站在中间偏左立场的缘故,大体上应说得过去。

汪精卫听此言,当即说:“如果真是如此,我愿与大家共同反对。”

但二战期间萨弗伊酒店的餐饮部门却遭到重创。当时英国通过一项代号为18B的法案,主要内容是将有轴心国背景的英国人划为“敌国侨民”。萨弗伊酒店餐厅部经理桑塔莱利非常能干,曾被评为“欧洲最着名、最受喜爱的餐厅经理”。但问题是他是意大利裔,属于“敌国侨民”。英国军情五处从1935年12月起就开始监视他了,有告密者指认他是伦敦一个法西斯小组的头儿。1940年7月,桑塔莱利和酒店的其他意大利同事被关进拘留所。许多人为他喊冤,最后军情五处出于“医疗原因考虑”将他释放,但这时的桑塔莱利精神已接近崩溃,而且难以胜任以前的工作,“因为他倒咖啡时手都会抖”。1944年10月11日他心脏病发作死在了酒店。

在哈里森和经度委员会僵持时,法国派代表团来到伦敦,希望哈里森把航海钟的机密高价出售,哈里森拒绝了。最后,哈里森同意把航海钟的设计图纸和说明上交。同时,为了拿到另外的1万英镑,74岁的哈里森再次拿起工具,耗费3年时间造出一台航海钟,之后又花了两年时间调试。这时,老迈的哈里森感到自己无法完成另一台了,无奈之下,他让儿子给英国国王写信倾诉。在国王的协调下,英国国会绕过经度委员会,直接从国库里划拨了8750英镑给哈里森。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第三军军校教育长熊式辉曾想步蒋介石后尘,包围第三军政治部,清除中共政工人员,结果被朱培德解了职。1927年南昌四二起义,方志敏等人抓了“AB团”头目程天放游街,朱培德旁观,等于协助中共铲除“AB团”。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朱培德冒着极大的风险把共产党人朱德、郭沫若迎到南昌,任命朱德为第五方面军总参议、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郭沫若在此写下了着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在蒋介石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时,朱培德则以文明的方式礼送三军中的上述政工干部,并在动员会上表示:“留者欢迎,走者欢送,朱某决不给兄弟们为难。”分两批用专车送往武汉,每人发给三个月伙食费及旅差费。

吴稚晖见汪精卫这样说,立即感到有了希望,遂将对汪精卫的称呼改为了“先生”,说:“我也甚愿先生能负调和之责,但须有切实办法才行。我有三件事求先生:第一,倘若武汉方面竟免蒋总司令职,望先生能实践所言。第二,先生能否负责阻止上海暴动?第三,倘双方不能维持时,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与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其意很明确,就是拉汪精卫下水。

这里也少不了间谍的身影。1941年12月,军情五处的特工把一个名叫斯特拉·朗斯戴尔的女人带到华尔道夫酒店的套房。这个女人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她自称在蒙特卡罗嫁给了一位俄国王子,此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帮助过在法国潜伏的英国特工,她前额的疤痕是纳粹审讯人员用烟头烫的。她主动要求空投回法国继续效力。军情五处的人拿不准她是不是想回到德国间谍情人身边,把英国新型空射鱼雷的秘密告诉他。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想找出她故事中的破绽,但却纷纷败下阵来。

虽然过程比较曲折,但由于哈里森穷尽一生的努力,以及他的竞争者格林尼治天文台科学家们的探索,人类已经能够战胜经度难题了。哈里森的航海钟虽然昂贵,但使用简便,天文学家推崇的“月距法”计算麻烦,但是廉价,两种方法交叉使用极大地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英国也因此获得至高无上的荣誉。在国际本初子午线诞生之前,各国地图都以自己的首都或天文台为零经度点,一些航海家还喜欢以某次航行的起点为零经度点,但随着英国海上力量的发展和格林尼治出版的《航海年鉴》广为流传,格林尼治子午线逐渐被大多数航海家所接受。1884年,在华盛顿举行国际子午线会议后,格林尼治时间正式成为世界计时标准。

对留下的朱德,朱培德仍像从前一样信任。甚至在1927年7月下旬,朱培德在已觉察到朱德、贺龙、叶挺等联系密切,必有重要举动的情况下,不仅不控制朱、贺、叶等人,反而差遣手下干将、亦为朱德同学的王均到遂川掌握部队,自己则向蒋介石请假上庐山疗养,南昌的军政要务统由朱德处理,在客观上为南昌起义提供了方便条件,这就不是一般以朱培德“偏左”能够解释得清了。

吴稚晖经过试探,感到汪精卫有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蒋介石在听了吴稚晖的汇报后,才决定亲自出马与汪精卫见面。

审讯人员向上司汇报说:“对朗斯戴尔女士的审问无法以报告形式上交,原因是其难以置信的肮脏本质。”另一位审讯人员说:“她的心灵简直是个污水坑。她能滔滔不绝地讲上40分钟,内容是她通过亲身体验来比较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做爱的区别,有一天她甚至详细谈到了动物这个话题……她的词典里显然没有‘廉耻’这个词……我们只能认输”。朗斯戴尔在二战期间一直被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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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朱培德被蒋介石调任为湘赣“剿匪”总指挥,“模范二朱”同台竞技,但师弟奈何不了师兄,只好黯然退场。有人以此断定为朱培德无军事指挥能力,其实朱培德在随后的中原大战等作战中,屡立战功。他本人也成为国民党军的参谋总长,军训总监,军委办公厅主任,军委常委等。之后,他与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张学良等成为第一批一级上将。

4月3日,蒋介石于发电给国民革命军各军将领李济深、杨树庄、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唐生智等,表示衷心拥护汪精卫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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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朱培德因病逝世,年仅48岁。朱德闻此噩耗,甚感悲痛与惋惜!

当天,蒋介石与汪精卫这两个一年没见的政治对手,坐在了一起。在座的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宗仁等。当汪精卫听蒋介石等人要反共“清党”后,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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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诚化得金石开,雪中送炭为君来——朱德和范石生

“介石,如果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就要从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得胜了,武汉被东南打倒的时候,国民党军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要是恢复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蒋介石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150年前的英国什么样

解剖学历史上的罕见旧照

在云南讲武堂,朱德和日后叱咤风云、声名显赫的滇籍将领朱培德、范石生、金汉鼎、王均、杨池生等同窗受业,朝夕相处,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其中,与朱德交情颇深的,对朱毛红军帮助最大的,以至让朱德后来念念不忘旧情的莫过于范石生。正如朱德所说:“我们始终心心相印。”

蒋介石表现出一副舍身救党的样子,说:“现在不是这个问题,现在是国民党生存的问题。如果国民党可以生存的时候,那么无论什么责任,我都可以担负起来,决不能自己不负责任,从中取巧,来做一个好人。现在我们只有不管成败利钝,同共产党分离,就是将来国民党失败了,我个人可以负这个责任的,说国民党之消灭完全是我蒋介石一个人搅出来的也可以。如果共产党被我们国民党消灭了,那只要他是纯粹国民党员,能为本党奋斗争气,无论什么人,我都可以同他合作。他是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可以不管,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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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石生,云南峨山人。曾参加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在云南讲武堂学习时,经朱德介绍加入同盟会,与朱德同在一个小组,经常秘密传阅、摘抄《民报》和其他进步书刊,并商谈军事起义之事。

汪精卫知道蒋介石不是信守诺言的人,但又不好说出来,正是犹豫间,又听蒋介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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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世界历史瞬间

后来,范石生居国民党军要职,但因不是蒋介石嫡系,且过去在主持一次军事会议时与蒋介石发生过摩擦,所以蒋对范早有戒心和恶意。另外,南面桂系军阀和北面湘系军阀都在挤对他,企图夺走他仅有的一小块地盘。范石生不甘心,急于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很想找一可靠的盟友,借以获得和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

“你不要到武汉去,你去了一定不能出来,那时你想不做共产党的工作也不能了。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班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国民党还是不能团结,你还是要做本党的罪人。”

英国王室着名的13场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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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石生的境况,中共了解得一清二楚。早在南昌起义前,中共就在范部建立了组织,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得知朱德率部进至上堡,范石生便主动派其部的共产党人韦伯萃找朱德联系,希望同他合作。朱德喜出望外,于1927年11月2日迅即给范石生写了一封长信。半月后,范石生写了回信。信的大意是:春城一别,匆匆数载。兄怀救国救民大志,远渡重洋,寻求兴邦救国之道。而南昌一举,世人瞩目,弟诚感佩良深。今虽暂处逆境之中,然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来信所提诸点,愚意可行,弟当勉力为助,兄若再起东山,则来日前程不可量矣。弟今寄人篱下,终非久计,正欲与兄共商良策,以谋自立自强。希即枉驾汝城,到曰唯处一晤。专此恭候。

然而汪精卫明白,一旦到了南京,就会完全受蒋介石的控制,哪里还有他主持一切的权力。所以他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与共产党分手还没有到时候。其他人见汪精卫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插话与他争论起来。吴稚晖说到急处,竟向汪精卫下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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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眼中历史瞬间

正是朱德、范石生超友情的动人之举,南昌起义余部才能“冒用”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番号,并使起义部队解除了困境。部队不仅得到了枪支、弹药、服装等军需品,而且也得到了休养生息,使衣食无着、濒临溃散的革命队伍,克服了困难,又一次获得了生存、壮大和发展的条件。也正是范石生够朋友讲义气、不忘同窗情谊,在一部属向蒋介石告密,蒋介石电饬要立即将朱德部就地解决,并逮捕朱德的关键时刻,范石生还从容不迫地通知朱德撤离,并给朱德所部送去银圆和枪弹,以示友好和诚意,尔后才有了起义部队在湘南的扩大和发展。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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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7月间,为保护因回乡心切而冒进湘南的二十九团,朱德率领二十八团随后也向湘南进发。在二十九团已和范石生部接上火时,也在湖南省委代表以及二十九团官兵的企盼下,处于两难境地的朱德不得不为了党和红军的利益,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命令二十八团打了一场不该打的战斗……

4月5日,当吴稚晖一早起来,在报纸上看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几个字后,不由大吃一惊。当他看完《宣言》的内容后,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汪精卫“降共”,甘当“共产党的尾巴”。

这场战斗令朱德甚为内疚。他在回忆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的艰苦征程的几次谈话中,多次谈到范石生,对范石生一直充满了感激之情。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一军团战斗史座谈会上说:“由于我与范石生个人同学关系,我们的兵员、枪弹、被服、医药等都得到了补充,部队也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这些对我们以后的斗争,都起了很大作用!”1957年11月,朱德和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莫文骅谈话,又谈到范石生给了他好些枪炮子弹和物资。1960年6月,朱德和陈奇涵、杨至成谈话时也称:“当时同范石生合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正好这一天,是蒋介石等人约好与汪精卫继续会谈的日子。

因为范石生厚待朱德及起义部队一事,蒋介石怀恨在心,先把范降为师长,后又改为纵队司令,1934年又迫使其辞去实职,给了个军事参议的虚衔。1936年,蒋介石指使广东省主席余汉谋将范石生的部队第五十一师缴械。抗战爆发后,范石生携家眷返回云南昆明,以行医谋生。1939年3月17日,不幸被人刺杀。

吴稚晖一见到汪精卫,就指着《宣言》问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

汪精卫听后大笑,说:“这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

吴稚晖狠狠地说:“总理的联俄政策,是希望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并非请他来共治中国。至于容共问题,乃容纳共产党个人加入本党,服从三民主义,即成为国民党员;对其他未加入本党的共产党人,采取友好态度,也跟对苏俄一样,只希望他们协助本党革命而已,更非请其共同统治中国。他们固然可以宣传共产主义,但若与三民主义相抵触,或有危害国民党之处,即应予以相当的制裁。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过了友谊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独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联共’二字在国民党文献中并无所闻,去年5月在广州虽有国共联席会议,但其意旨仅在疏解双方友谊的误会,决谈不上《联共》之说。”

但汪精卫却认为既使需要变更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召开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来决定。吴稚晖见自己滔滔不绝的“宏论”,还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便挖苦说:

“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汪精卫不想与蒋介石一起反共“清党”,除了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蒋介石的人格有怀疑。中山舰事件败在蒋介石之手,他现在想起来心里仍隐隐作痛,吃一堑长一智,他绝不敢贸然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再者,他是在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热情邀请下才回国的,他知道自己在武汉的身价,所以不愿即时就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机会。

4月6日,汪精卫决意赴汉。临行前,他给李石曾和张静江各留下一信。在给李石曾的信中写到:

“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能舍去矣。”

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汪精卫写到:

“党事至此,以铭之意,惟有提议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到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之同意,于本月十五日可以齐集,总以十五日左右为宜。如此会议能开,则转危为巡,或犹可望。”

当天,汪精卫悄然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吴稚晖见蒋、汪合作未成,自己白白辛苦了一场,又气又恼。他半是讽刺汪精卫,半是自嘲地对人说:“汪先生出国一年,他知道还有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疾病坎坷,久地欧西,30天内经过了莫斯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呢?”

汪精卫为什么要离开上海?李宗仁也有说法:

“中山舰事件之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

李宗仁的分析当然只是一种推测。至于汪精卫本人,倒是对自己的行动有详细的说明。

汪精卫到武汉后,4月11日,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对他归国和在上海的情况作了如下报告:

兄弟自从去年离开广东之后,到十一月初,接着中央联席会议的电报,要兄弟赶早料理回国;当时曾经拍了一个复电,说是要到十一月底,才能启程。十一月二十日,由法国动身,不料一到柏林,就发了病,一直耽搁到今年正月底,才离开德国。从莫斯科过的时候,又接着这边二月八日的电报,还是要兄弟早日归国。在俄国会着几位同志,也主张兄弟赶快回来,因此不敢多停留,只住了五天,就由西伯利亚到了海参崴。到海参崴之后,就听见上海已经克服了,于是又拍了一个电报,问应当怎么走法?

四月一日,船到了吴淞口外,宋子文同志到船上来接,当时就问他中央有无命令?他说要兄弟自己斟酌,到上海住几天也无不可。即到了上海,一方面因为中央没有命令,乃拍电回来报告;一方面就杜门不出,不敢发表什么意见。但是曾看见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诸位同志,讨论过时局问题,知道上海对中央有着许多不明了的地方,而且谣言很大。兄弟一到上海,他们就说:上海总工会要向龙华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进攻!这种无意识的谣言,他们居然相信,谈虎色变,如临大敌。有一天晚上,李石曾同志来报告,说是总工会要在三日进攻龙华。兄弟就极力辩白,说这是谣言,乃决不会有的事;但他说一定要发生。于是就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告诉他约束纠察队不要到龙华附近去,免得发生误会。但是因为帝国主义者每晚十点钟禁止通行的原故,这封信当天晚上并没有送到;等到第二天可以证明是谣言了,他们又说是兄弟写了信的功效。但是兄弟那天晚上还是睡得很好,因为知道一千多工人,是决不会向两师人进攻的。不过蔡元培、吴稚晖那一般同志,依然是相信什么三天攻一次,五天攻一次的鬼话!到后来,他们又说:纠察队不攻龙华了,要去进攻租界,也还是什么三天攻一次,五天攻一次;更有一天谣传中央免了蒋介石同志的职。问他们这个消息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他们说是从中国银行得来的。这些人专门在那里制造谣言,闹得满城风雨,要使革命军同民众起冲突,要使国民党同共产党起冲突。不得已,就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同志,联名发表了一篇辟谣的宣言,大概各位已经看见了。同时,看见蒋介石同志也有一封通电,说得很客气,说是兄弟回来了,以后关于外交政治财政党务的事,由兄弟主持,他只专管军事方面。兄弟不晓得中央分派什么工作,于是再打电回来,说已经到了上海,听候中央的指示。并致电蒋介石同志,愿以党员的资格,为党工作;他所说的话,推崇过甚,万不敢当。同时又致电各级党部,说是自从因病离职以后,各地同志都是很劳苦努力,现在已经回来,当服从中央的意旨。

不过帝国主义者所造的种种谣言,实在辩之不胜其辩,深觉得有赶早离开上海之必要。于是四日发表各种通电,六日就由上海动身,昨天才到此地,现在关于一切事情,因为尚没有看见屡次的决议,还不明白处置的办法;以后要听各位的吩咐,并请中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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