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宗教与法治社会的关系,美国国家战略与宗教理念

第1任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89-1797)

[内容摘要]宗教传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价值渊源,而法制传统是西方社会治理中的有效规范。“君权神授”则是这两种传统辩证关系的最初形式,这种宗教与法律的辩证关系在罗马帝国的社会治理中演变成为教会法与世俗法,其理论和实践特征在西方法理学中被概括为自然法理论和实证法理论,它们分别表现为立法的基础和司法的目的以及司法的效果与法律规范的强制性,最终进化为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宪法和部门法结构。“良心自由”作为西方法律体系中最基本的道德权利具有主体性和神圣性,是宪政精神中保障私权和限制公权的信仰基础,亦是近代天赋人权、君权民约和合宪性政权的民主政治原则。宗教传统所孕育的自由、平等和正义观念构成了西方法治社会中立法、普法和守法的价值基础,而法律的强制措施和效力规范也为司法的稳定性和目的性确立了可以普遍施行的社会基础,这两个方面的交互影响和促进揭示出了现代西方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基本特征。

内容摘要:世界性的大宗教里面所包含的宗教理念[②],一直在或明或暗地影响和塑造着这个世界。尤其是当这种理念与世俗权益相结合,并被皈依者虔诚信仰之时,所形成的独具功利主义色彩的宗教理想,往往会成为凌驾于一切行动之上的至高原则。本文主要从美国的特殊国情、当代美国福音派基督教信仰、新保守主义思想、“9·11”政局等几方面,试图分析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理念中,影响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重要宗教理念因素。

由于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最后手段,一旦这些自由得到确立,就应该首先将它放在一旁。

[关键词]:权利;神圣性;权力;强制性;良心自由

关键词:国家战略 宗教理念布什主义 使徒使命

要努力让你心中的那朵被称为良心的火花永不熄灭。

一、前言

国际政治学界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内政与外交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一个国家对外战略来源可以归纳为:外来因素、社会因素、政府因素、决策角色和决策者个人因素。鉴于美国社会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特殊关系,美国政治学者海茨克说:“不了解宗教向度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政治”。[③]

在导致昌明政治的各种国民性格中,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支柱……我们应当告诫自己不要幻想,认为道德没有宗教也能维持,尽管良好的教育对于特殊结构的意识可能有所影响,但是根据理智和经验,不容我们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国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

在西方社会环境中,宗教与法律是表现人们社会生活的两种主要形式:宗教是表现人们价值诉求的精神性基础,法律则是表现人们利害关系的强制性社会规范。但是,在历史和现实中这两者之间又交互影响,宗教不仅在诸如平等和正义等价值观方面为立法确立信仰基础及表达司法目的,而且教会自身的组织治理也为法制的演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为西方现代法制的重要思想和制度渊源。同样,以法制演变为核心的社会进程也为宗教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实践验证机制和制度性的保障。以《圣经》为基础的宗教不仅构成了西方道德和法律的价值基础,而且体现在其中和教会法中的诉讼文化也对罗马法以后的西方法制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西方法史学的巨擘哈罗德·J.伯尔曼曾总结说:“西方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学,”[1]与宗教和神学相关的体制、核心概念以及价值基础仍然反映在现行的法律学说与体制之中,诸如人人平等的原则、公民不服从原则、财产权神圣、代表个人意志的契约权利、良心自由、对公权力的道德限制等。当然,传统神学中所信奉的宗教神迹以及神正论的独断论证则早已从法律科学中被剔除。

一、美国的特殊国情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就任政府首脑,心情恰如一个罪犯走向刑场。

二、作为法制文明象征的“君权神授”

1.美国民族文明中的宗教理念

在我执政之时,任何针对我政务的攻讦,我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我深深地知道,如果这些攻讦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报上的一纸空文将无损于我一根毫毛。

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实践总是伴随着宗教的活动,要么是以宗教活动本身作为一种习惯法,要么是为世俗的法律实践提供法源或其价值基础。由于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初阶段还带有许多对于自然或社会现象迷信的成分,所以,其作为法律渊源或法律价值基础都是自发的、偶然性的、迷信的或独断论式的,并不能经受住历史的长期检验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但是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法律与宗教的关联性却是长期的和普遍的。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文明体系中,法律和宗教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体现着法律与宗教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在古代巴比伦的社会中,调节世俗社会关系的《汉谟拉比法典》就被信奉为是太阳神对于王者的专赐。

卢梭在其传世经典《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一个社会的合法性依据或法统神话必须是强有力的,能够激起公众为之献身,否则,任何社会都不能被有效地统治下去,而宗教信仰则可以在维持法统神话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事实上早期美国民众一直在努力构建这种既能够给当时移民社会提供合法性依据又能够让民族国家产生“公民美德”的“共同法”(a
consensus
juris),即寓于法律之后并支持法律的某种协议。而这种美德只能深植于具有广泛性和扩散性的宗教或宗教理念之中。[④]

第2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97-1801)

大约在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为了统一两河流域地区诸多征战掳掠的游牧部落,建立稳定的政权以实现他们之间的社会治理并控制和应对大河泛滥形成的自然灾害,它颁布了世界文明史上已知的最早、保存最完备的古代法典,对后来邻近地区出现的波斯法律和希伯来法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它成为世界法制史上最古老、最权威的标本,其所反映的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也影响着周边地区的政治和法律体系。1901-1902年之间,法国考古学者在伊朗的苏萨地区发现了《汉谟拉比法典》石碑,这个两米多高的石碑现存于巴黎卢浮宫之内,其上的浮雕像是巴比伦国王站在太阳神沙玛许的面前,领受太阳神赋予他的权杖。这大概是世界文明史上“君权神授”观念的最早的象征实物图像。在人类社会文明史中,“君权神授”至少表达了四种含义:第一,君主的权力具有世俗社会中至高无上的性质;第二,君主权力来源于宗教信仰实体;第三,君主权力的有效性受制于臣民的宗教意识;第四,法律的强制性受制于其立法的公平价值。在这四种含义中,只有第四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灵活的解释性和适用的有效性,表现为世界各种法系中的基本精神,即立法的原则和司法的目的必须符合社会的正义价值、司法的程序必须符合公正的原则,前者是从法律的基础和目的定义的,后者是从法律的手段定义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目的和手段相协调和统一的关系。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由欧洲清教徒移民建立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基督教新教价值观是美国产生的动力,也是这个国家以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一方面,“因其历史和宗教史的特殊性,任何宗教在这个国家立足的过程中都已经过了自身内在的变化即美国化,也就是把自身与美国人共同的‘美国梦’联系在了一起”。[⑤]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世俗化进程,美国社会虽然在宪法上主张政教分离,实际上却是一个由基督教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具有强烈民族信仰的宗教化国家。有着浓厚宗教信仰背景的WASP阶层始终是美国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主导力量,体现着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由这一阶层制订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或任何其他地方都未曾禁止联邦政府对宗教采取鼓励的态度,甚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座位上方的石头上,就镌刻着《圣经》中的十诫。论到美国政治与宗教的这种渊源关系,法国政治学家阿里克希·托克威尔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对人的心灵保持如此巨大的影响。”“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重要的部分。”[⑥]今天,美国约有50万个教堂,有90%的国民祈祷;88%的国民相信上帝对他们的爱。全国约有1200多家宗教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⑦],5000多种宗教报刊杂志宣传宗教信仰。国内近500万就读于私立学校的中小学生中,85%的人在教会学校,仅天主教的大专院校就有25所,中学1600所,小学85000所,神学院373所,各级学生总数多达400万人。[⑧]全美大学及其他许多公、私机构,如军队、监狱、警察局、医院、消防队、夏令营、机场,以及爱国者和退伍军人协会中,都雇有专职或兼职的牧师提供宗教服务。现在美国的国歌依旧在唱:“上帝保佑美国!”美元上依旧宣称:“我们信仰上帝。”美国社会的主流道德基础也依旧是“犹太-基督教道德”。有鉴于此,撰写《美国通史》的中国学者们认为“美国虽然没有国教,但宗教始终与美国历史进程紧紧交织在一起,对美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外交、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影响”。

我的一生是一个连着一个的失望。在我的记忆中,我所孜孜以求的东西几乎没有一例成功。不过,我怀着对上帝由衷的感激之情,承认我的一生亦同样充满着我未曾追求亦未曾预料到的非凡而又巨大的成功。

尽管《汉谟拉比法典》在法律解释和适用方面留存有古代法典常见的偏袒权贵的遗迹,但是它却明文规定只有国家才能使用暴力,这就是通过神义表现出的宗教对于世俗王权的限制,即法律规范对于君王个人意志的限制。比如,《汉谟拉比法典》第2条规定:如果一个庄园主控告另一个庄园主犯巫术罪而查无实据,被告应被带到幼发拉底河,自己投入河流,如果不再浮上来,就表明有罪;控告者可以取得被告的财产。如果河水证明被告无罪,原告应予处死,他的财产归给被诬告的一方。在古代社会“巫术罪”就是对疑神论或无神论所苛罚的“渎神罪”,类似于现代社会的“违反宪法罪”和“侵犯人权罪”,因为当时社会的法律基础就是对“太阳神”的信仰,以为一切权利包括君王的权力都是由神所赋予的。而在大河文明地区包括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恒河流域,“河神”与“太阳神”存在着自然的关联性,如埃及太阳神的生命循环与尼罗河生命通道的关系导致金字塔或其他墓葬都置于尼罗河西岸,印度克哈特普迦节信众站在恒河中供奉太阳神等,所以,巫术渎神涉及的就是一种对自然权利的侵权罪,审判当然也应由神明进行,而大河文明地区感受自然神力的就是河水,所以河水泛滥的破坏功能或灌溉及交通便利的功能就被信奉为太阳神的裁决。又如对于古代“同态复仇法”的改进,以体现相对公平的精神:从第196条到第214条的规定中表达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原则,如建筑师设计的房屋倒塌,若压死了屋主,则建筑师当被处死;若只是压死了屋主的妻子或儿子,则建筑师的妻子或儿子将被处死。但是,在神意安排下的法典其公平性只是相对的,即制约了各世俗力量之间的“弱肉强食”的“霸道原则”,甚至君王的“人治”权力,而对于刑法和民法的裁决仍然存在轻重失序的司法不公问题,如第196条规定:“毁败自由人之眼者,毁败其己眼。”第197条规定:“折断自由人之骨者,折断其己骨。”第200条规定:“击落同等之人之齿者,击落其己齿。”[2]从形式上看,这几条都还具有原始刑法的形态,虽然不及“代偿复仇”那么理性,但是比起原始的血亲“无限复仇”仍然要先进,属于典型的“有限复仇”,即“同态复仇”,这被古代人视为具有神圣性的“刑法”,后来希伯来人的《旧约圣经》里多有这样的刑法形式,由于“巴比伦之囚”的关联性,我们基本上认同这是《罕穆拉比法典》对犹太教“摩西律法”的影响。

2.美国自由民主人权思想中的宗教理念

富者很少具有谦逊、机灵和仁爱的品德。他们的财富总是使他们变得吝啬而又自私。

但是,在其他一些同态复仇的条款中则表现出当时社会等级观念的非正义影响。如第198条规定:“毁败平民之眼或折断平民之骨者,赔偿银一名那。”第199条规定:“毁败他人奴隶之眼或折断他人奴隶之骨者,半之。”第205条规定:“男奴殴打自由人之子之身体者,割其耳。”第213条规定:“殴打他人之奴隶致堕胎者,赔偿银二舍科勒。”[3]第198条、第199条、第213条皆可视为对自由人或贵族的“重罪轻罚”或“同罪异罚”,而第205条则是对奴隶的“轻罪重罚”,这些都类似于中国古代礼法社会中的“良贱异法”,是社会等级制的非正义价值观在刑法方面的体现。在民事纠纷中,第106条规定:“零售商从商人受银后,与商人发生争执者,商人应为零售商受领之银而召零售商至上帝与长者前零售商应以所受银之三倍归还之。”[4]这是让“神”和“证人”共同指证借钱行为,因当时人的信仰与太阳神和尊亲伦理关联,故古典法律中流行的神判和证人宣誓被普遍遵奉为具有法律效力。宗教因素在古代法律程序中的意义,《汉谟拉比法典》中多有记述,西方专家解释说:“在某种案件中,如不能得可信之证言时,则不得不采用水神裁判法。水神裁判法者,即将嫌疑犯置于‘圣河’之水面,若浮而生者,无罪;沉而溺毙者,有罪。如是,河神已将此种案件以超自然之方法解决矣。”“辨别证人之是否出于善意,其方法之较为温和者,即使证人宣誓。宣誓为巴比伦尼亚诉讼程序上之正常特色,所有之契约泥板几均以此方法加以证明。”[5]通过“圣水”的裁判和司法以及以“上帝之名宣誓”,都可以被信奉为有效的司法裁判和证据取信,这在人类社会初期司法活动中常被用于疑案或难案,如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皋陶以神兽獬豸断狱,亦欲通过超自然的神明象征表达公平与正义的价值信念。这些与宗教甚至巫术形式相关的司法活动,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理性和科学标准,但却是早期社会生活中人们司法智慧的反映:“神判法是各民族原始时代所通用的一种方法。当一嫌疑犯不能以人类的智慧断定他是否真实犯罪时,便不得不乞助于神灵。最简单的方法是测验他能否逃过一危险,出死入生。希腊人常将人浮在海上,又有使人从高岩上跃下的习惯。毒剂是非洲Ashanti人常用的一种方法。Ju
Ju人则使嫌疑犯在充满毒蛇与鳄鱼的池里游泳过去。他们相信神对于无辜者的生命是不会坐视其死而不加以保护的,否则便证明他有罪,同时也就执行了惩罚。”[6]通过《汉谟拉比法典》中所反映的“神明裁判”,我们可以窥见到人类司法文明的一种趋势,即原始社会族群解决纠纷的“弱肉强食”动物法则逐渐让位于表达公平和正义的人类文明法则,是血缘氏族治理的“人治”动物情绪转向宗法制社会治理的“法治”伦理观念的一个必然的中间环节。没有这个宗教形式的“神明裁判”环节,人类近代社会的“法治”的观念和制度传统皆无从谈起。因为在宗教形式的“神明裁判”中,近代法治社会中的作为司法程序公平、司法目的正义、权利普遍神圣和权力有限制约等观念都是在诸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摩西律法》等教法混同的经典中培育出来的,其中的宗教权利与义务、社会权利与义务虽然形式上与近代法治社会中的相关观念不尽相同,但是它们所表达的追求公平与正义的神圣性、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等司法价值观却是一脉相承的。其于基本法和程序法方面的制度形式,教法混同的古代经典对于近代法制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基本法的序言中对于权利的神圣性表述、法庭神判过程中的各种宣誓形式以及程序法中对于基本法中权利的保障步骤和对于实体法中权力运用的各种形式的限制等。

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民主是历史的方向。无论在独立宣言[⑨]、美国宪法、还是在总统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演讲当中,美国人在论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正当性时,都遵循着“上帝爱人、上帝赐每个人以权利,为保护这些权利,所以要民主和自由”的逻辑。这一逻辑和理论早已成为美国内政外交意识形态中不言自明的公式化概念。托克威尔在论述美国的民主时说;“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在他们的脑海中这两个概念不能单独存在”。美国宪政思想史权威弗里德里希(Carl
J.Friedrich)更敏锐地指出:西方的自由宪政,从头到尾就是以基督教为主要思想背景的。[⑩]显然,在美国人心中,宗教自由是整个自由宪政的基础。宗教信仰作为一项个人选择和基本自由是美国特征的立足点,植根于美国开国先贤的理想。因此,从建国至今,宗教自由一直是美国最首要的自由之一,美国人民捍卫宗教自由的决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始终不渝。有鉴于此,现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宣称:“对美国来说,没有比宗教自由和宗教良心更根本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就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宗教自由是民主的核心。”[11]

商业的气息与纯洁的心灵和高尚的精神格格不入,而没有心灵的纯洁与高尚就不会有共和国的幸福。

三、《圣经》对西方法制进程的影响

3.美国国家利益中的宗教理念

如果没有托马斯潘恩的这支笔,乔治华盛顿所举起的剑将是徒然无功。

如果说《汉谟拉比法典》中作为其基本原则的“同态复仇”表达的是古代社会治理中神圣的公平和正义信念,那么深受其影响的“犹太-基督教传统”(Judaeo-Christian
tradition)则对整个西方社会在法制观念和制度实践上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这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说明。

广义国家利益泛指一切能够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总和。美国的国家利益是新教伦理的成功试验,是新教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这种价值观认为,理想化的美国始终被一种理论证实,就是上帝祝福被上帝所预先选定的美国,最重要的是赋予美国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普遍基于宗教理念基础之上的道德基础。这种道德基础被认为是美国得以强大的逻辑起点,其严密逻辑是:正确的信仰—>道德生活->法制精神->民主政治->经济建设->科学技术->和平发展与繁荣。[12]另一方面,美国在天时(建国正值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地利(远离两次世界大战却又大发战争之财的和平崛起之地)、人和(较早进入现代化的民族自觉与清教思想的个人奋斗精神)的特殊历史机遇下的和平发展与繁荣[13],又加强了美国人民对“伟大的祝福者”——“上帝”的信心与责任。其内在逻辑正如经济史学家North之言: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道德准则,进而决定政治游戏规则,决定法律制度和经济表现,经济表现又会反过来使意识形态发生变化。……这个制度不是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来的,是从信仰来的。[14]持类似观点的著名的马克斯·韦伯也认为,正是基督信仰所包含的各样美德,才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因此美国历史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既自我封闭又自我张扬性的自助体系,其特有的宗教理念与国家利益在自我封闭中相互加强,在相互加强中对外张扬,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与平衡互补,带动整个美国文明向前发展。

当过总统之人,谁也不会为朋友的当选而表示祝贺。他的每一项任命,将使一人忘恩负义,百人成为宿敌。

第一,现行的西方法律体系其基本渊源与圣经存在着千丝万缕或明或隐的关联性,这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表现得十分突出。这些联系虽然在形式上是宗教传统的道德训诫,但其思想原则是可以顺利地转换成法律的制度性设置的。西方学者认为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宗教戒律实际上就是在欧洲历史上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圣经法。美国法史学者伯尔曼指出:“就像罗马天主教僧侣在圣礼的基础上将教会法系统化一样,路德派法学家运用Melanchthon的论题方法把各个部门法置于‘十诫’的基础之上。因此,其主要著作三个世纪之后被收藏在我们最高法院大法官Joseph
Story的图书室里的Johann
Oldendorp,依‘不可杀人’的诫命建立刑法,依‘不可偷盗’的诫命建立财产法,依‘不可奸淫’的诫命建立家庭法,依‘不可作假证’和‘不可贪恋’的诫命建立契约法和有关私犯的法律。顺便可以指出,他还根据耶稣对律法的总结‘要爱邻舍如爱自己’建立了税法。这些‘主题’不仅存在于范畴或者标题之中,而且存在于一般原则之中。这些是基于神学的道德原则,居于下位的法律规则要根据这些原则加以解释。这是一种新的法律综合方法,它超越了早先对同一政治组织内部并存的法律体系的划分。”[7]我以为,他的分析还可以加上一句,作为西方法律体系建构基础的宪法仍然可以在“摩西十诫”中找到坚实的逻辑基础,即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以及上帝对于权利的正义性保障。例如,第一诫命说:“我是你们的主-上帝,是我将你们从埃及的奴役状态中救出;除我之外,不可信奉别的神。”(I
am the Lord your God who brought you out of Egypt, where you were
slaves. Worship no god but
me)。第三诫命说:“不可以我的名声行恶,滥用我的声誉者必当受罚”(Do not
use my name for evil purposes, for I, the Lord your God, will punish
anyone who misuses my
name)。这两条诫命的深刻涵义,与上帝是“立法者”(law-giver)以及“救赎者”(savior,亦即“大救星”或“解放者”)的基本信条结合起来,可以诠释为:上帝作为造物主是以平等为原则为其所造的人类确立社会基础,埃及法老治下的奴隶制包括对犹太人及其他人群的奴役状态是违反神圣的平等原则的,所以,上帝要亲自干预,结束犹太族群在埃及法老权力治下的奴隶状态,恢复被奴役者的平等权利。这就是第一诫命,也是贯穿到其他诫命和《出埃及记》中其他律法条款的基本精神,进而可以解释为近代宪法中“保障公民的平等权利,限制机构垄断权力”的“权利精神”。上帝既然是“公平权利”的化身和保障者,所以,侵犯“公平权利”的一切制度和行为,都违反了上帝所象征的“天赋权利”(The
Natural
Rights),都是上帝必然要追诉和惩罚的侵权客体,现代西方法治社会中的“违宪审查”和追诉“反人权罪”都可以从此第三诫命中得到合法性支持。否则,现代社会中许多侵权行为、甚至部门法或权力部门的某些规章制度,即使有侵权的性质,也得不到纠正和追诉。所谓“以我的名声行恶”(use
my name for evil
purposes),在西方社会中就是“恶法”,如果缺少一个对“恶法亦法”追诉的原则性条款,那么整个法律体系将因缺少一个社会共同信奉的基础规范(像汉斯·凯尔森讲的“Grand
Norm”,即作为法律体系有效性的渊源)而崩塌。所以,任何的“恶行”,包括“合法的恶行”都必须受到上帝所赋予的“公平权利”的道德制约,所以,上帝对于“以上帝之名行恶”的惩罚就是宪法性的惩罚,它虽然不能适用于一个具体的罪名,或部门法的条款,但是却为社会立下了一项“不得侵害公平权利”的道德原则,以此作为每一个享有神圣公平权利的公民监督权力和判断法律实施的基础。这便是第三诫命中所可能启示的宪法精神。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列举的神圣“公平权利”超越于英国“政府权力”的理由和社会革命合法性的阐述,其思想基础就是启示在宗教传统中上帝概念所蕴含的“造物主”、“立法者”和“救赎者”的宪法意义。

鉴于基督教精神对美国国政民心的重要影响,尽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种传统国际政治分析方法,以及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理论基础,包括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国际机制论等,分别对美国国家行为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显然美国的国家战略无论是延续性还是变迁性,都是对这一民族基本精神的不同实践。就像儒家精神之于传统中国,伊斯兰精神之于阿拉伯世界,基督教精神始终在或明或暗地贯穿着整个美国历史,包括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与当代国家干预型资本主义时期。这种精神是美国的生命之源、民族之魂,是美国兴国安邦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是美国内政外交的基础与方向,是美国全部国家利益的无形象征。它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努力,把理想的宗教理想——“上帝的事业”与现实的国家利益——“美国利益”潜意识地融为一体。这种精神对内表现为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提振民族理想与希望,开启民智民力,使之逐步走向自我完善的理性与信心;对外表现为一种以“美国利益”为基础的,以基督教文明的“千年帝国”为价值取向的,强权性干预与救济的“天定命运”论。

权力自然而然增长,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欲壑难填。

第二,西方社会近代以降的司法形式明显受到《圣经》中所表现的“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在古代社会中,法律解释和适用都有一个社会心理的认同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法律的强制力要么不能兑现,要么不能持久。所以,根据古代社会初期习俗与巫术混合治理的特征,人们自然倾向于后来称之为宗教的形式提供这种社会心理基础。在古代犹太人社会表达这种混合治理的形式就是斯宾诺莎的所谓“神学政治”,而对于在古希腊社会中法律与宗教的这种新式关联性,美国学者则明确指出:“在古希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在法律和立法的问题中,人们经常援引的是特尔非的圣理名言——他的名言被认为是阐明神意的一种权威性意见。宗教仪式渗透在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司在司法中也起着至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为最高法官,其职责及权力也被认为是宙斯亲自赐予的。”[8]还有古罗马社会中的《十二铜表法》也将巫术或宗教礼仪视为法律诉讼程序的必要内容和承担法律义务的宣示。到基督教演变成罗马帝国国教之后,古代社会中习俗与巫术混同的治理形式逐渐被上升为一种宗教与法律的观念性关系,即神所代表的自然法逻辑上优先于人所代表的制定法,这种观念性关系也表现在立法形式和司法实践之中,如作为神的自然法代理机构——教会开始颁布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教令、教规汇编等,最典型的当然就是公元6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境内确立的《查士丁尼法典》,即作为罗马法的集大成者——《民法大全》(Corpus
Juris
Civilis),其中既表达了根据基督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观念而形成的相对民权原则,又根据上帝具有终极神判权的观念,以“君权神授”的形式表达罗马皇帝所享有的绝对治理权威,将帝国境内的民权义务和教徒的信仰义务统一到皇帝名下的法典之下,一如古代犹太社会中人们的各种世俗义务和信仰义务被统一于希伯来先知的律法之下。犹太-基督教传统中那种政教合一的某些司法形式在《查士丁法典》颁行之后,亦逐渐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司法活动中表现出来,一些宗教机构开始在民事领域获得管辖权,帝国各级法院中法官公开宣称自己的基督徒资格,结婚有了法定的宗教仪式,诉讼程序中的证据认定必须经由宗教宣誓、法院或法庭的建筑模仿教堂的庄严形态,以示其神圣公平,法律人员的着装亦多见中世纪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肃穆风格等,这些仪式对于参与法律程序的社会人士以及法律职业人员是一种强烈的直觉性警戒,以暗示法律的神圣平等、正义和惩罚等核心观念。当然,臭名昭著的基督教教会设立的异端裁判所,则完全将宗教的信条置于基本的法律规范之上,将纠问式诉讼发展成为极端野蛮的审判制度,在有罪推定的原则下,开展刑讯逼供、秘密审判,成为欧洲“恶法”的先例之一。这亦是宗教权力被滥用而明显违反“上帝公平赋权”原则的,对此,当时内部亦有尖刻的批评,后来的宗教改革和教派分离与此亦有思想和历史上的关系。

为了全方位谋求并巩固美国现存的国家利益与综合实力,以期更好地实现这一“天定命运”之中的伟大理想,美国必须暂以现实主义的“善意的霸权”主义为手段:鉴于目的的正当性与手段的必要性,美国可以理所当然地为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性均势(包括当前的美元价值与OPEC格局)失衡而战;可以为争夺世界上任何一种有利于美国“善意霸权”手段顺利实施的公共资源(包括中东的石油资源与核研制权)而战;甚至自认有权分享“上帝”所赐予的一切领域之中的一切利益,无条件享有绝对优先权;同时有义务有资格担当“上帝”的代言人,自命“先知”、自称“祭祀”、自比“使徒”,挟“自由”以谕列国,假“民主”以行天下;直至一边虔诚地赞美“造物主”的伟大,一边勤奋、聪明、实用、功利而又科学地利用现代文明,理所当然(“全面参与,永不负疚”)地代沉默的“上帝”建立地上的“耶路撒冷”。这样,不仅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美国国家利益,而且为美国价值观的普世化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第3任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801-1809)

第三,近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核心原则都是从犹太-基督教的律法或神学原则转化出来的。一些常见的观点在解释近现代西方法律制度时都倾向于将之归结为对中世纪神权制度的革命或扬弃,但是,在涉及法律至上原则、平等原则、良心自由原则、追求程序正义原则等方面,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相关信念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因此,美国法史学者伯尔曼断言:“最先让西方人懂得现代法律制度是怎么回事的,正是教会。教会还率先告诉人们,相互矛盾的习惯、法令、判例和学说可以通过分析与综合来调和。这就是阿贝拉著名的将《圣经》互相矛盾的文本加以排列的Sic
et
Non的方法——也是反映在格雷丁《矛盾教规的协调》一书标题中的那种方法。借助于这种方法,教会在重开对陈旧的罗马法研究的时候,通过把罗马法繁复的范畴和分类变为抽象的法律概念,改造了罗马法。这些技巧都出自十二世纪的神学家、哲学家和法学家所理解的那种‘理性原则’。”[9]正是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的这些“理性原则”最终促进了西方近现代社会中的人权、法治和宪政思想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是故,哈佛教授亨廷顿一再鼓吹:要坚决抵制国家认同中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捍卫盎格鲁-基督新教文化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由“五月花号”带来的原初定居者的文化,正是美国国家的立国之本。[16]

不要因为别的人相信或否定了什么东西,你也就去相信它或否定它。上帝赠予你一个用来判断真理和谬误的头脑。那你就去运用它吧!

西方近现代社会被称为是启蒙之后的理性社会和法治社会,它们所共同遵奉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法律至上”的原则(Supremacy
of the
law),即一切人包括自然的个人、机构或政府权力形式下的法人都受制于法律。不仅人不能超越于法律,而且权力行使和道德观念亦受制于法律。从逻辑上看,这个原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推演,是约束至人的行为、政权的形式以及观念的秩序时的平等原则,它的思想渊源则见于基督教传统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解释就是“法治”,即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只能根据公认的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在社会关系中人人都享有天赋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任何人或机构不得限制或损害这种权利和义务,因为它们是在上帝造物时就被赋予的并且不得人为转让。将这种“人的平等权利”的神圣观念引入法律观念之中正是基督教的传统,古代罗马法赋权或保障的对象主要是社会机构和宗法族群,个人的权利只有依附于某个机构或群体才有价值,才被法律保护,而基督教则不同,它确信在上帝的全善全能的创造中,个体的人身安全、良心、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权利都是由上帝所保障的,具有不可剥夺的神圣性,因此,在争取民权而约束王权的斗争中,英国民众在《大宪章》运动时便以此权利神圣的原则迫使国王约翰承认“法律至上”,即后来在英国社会形成共识的箴言:“国王在万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That
the King ought not to be under any man but under God and the
law)。在这个箴言所表述的“法律至上”原则中,法律与上帝是同一的,以表明法律所蕴涵的民众信仰基础和对世俗权力的道德优越性,其所根植的基督教价值观甚至影响到了英王室法院的法官,使他们在宣誓自己的职业时首先承认自己是法律的仆人,其次才是国王的仆人。

4.美国政教分离政策中的宗教理念

在文明世界中,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无知的同时得到自由,这种期盼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永远不会实现。

与“法律至上”原则紧密关联的另外两项原则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法律下的自由”原则,它们也被西方学者遵奉为“法治三原则”。英国人权学者米尔恩指出:“一般的法定自由权是由‘法律下的自由’原则来授予的,更确切地讲,是包含于其中的。它是共同构成‘法治’这个一般原则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定原则之一。另外两个是‘法律至上’和‘法律明确平等’。他们已经将‘法律面前平等’作为法定原则的一个例子加以论述,它也包含着一项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任何一个拥有实在法体系的共同体在道德上都服从法治,这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在道德上都要服从这三个特定的原则。”[10]我们知道,西方所谓的“实在法体系的共同体”就是整个法律体系及运用法律体系的职业人员,他们所共同遵循的道德基础就是犹太-基督教价值体系,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法律体系在理论上必然包括倾向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法律实证主义”和倾向于宪法的“自然法理论”,因为只有在理论的对立统一中,才能全面表达法律的强制性效力和立法的道德基础和司法的正义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显然,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中,其价值基础的渊源就是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信念,基于此信念,我们可以丰富贯彻于实体法中的“法律至上”原则,从限制权力方面讲,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之上;从保障权利方面讲,没有人可以被置于之下,所有人都因法律而被赋予平等的权利。而“法律下的自由”原则实质上是一种权利本位的宪政原则,即“公民可为一切不为法律所禁止之行为(Everything
which is not forbidden is allowed for ordinary
citizen)”,而“政府不得为一切未经法律授权之行为”(Everything which is
not allowed is forbidden for public
authorities)。这种神圣的权利精神,用中国俗语讲,就是“只许百姓点灯,不许州官放火”。不仅如此,公民有权行使或不行使法律下的自由,而政府则必须履行法律的授权,否则即犯有“不作为”的过错。相比之下,公民的自由是凭其良知见证上帝的自由意志,在理解和运用上是自主的;而政府的权力则是公民自由意志决定后的赋予,等于是公民权利的制度化信托,只能且必须按照信托时的条件履行。这就是西方近代社会中人民主权、私权神圣和公权受限等法治观念的宗教传统渊源。

政教分离被普遍理解为近代以来政教世俗化运动的基础与必然结果,但很少被认为是合符宗教信仰本身发展的必然逻辑,即:政教分离是新教教义自律的一个原则,目的是为了纯洁信仰,以发挥信仰本身的社会正功能。

世界上每个人,每一群人,都有自治的权利。

第四,根据基督教“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是信徒个体的神圣道德权利的观念,信徒仅凭对上帝的信仰即可产生内在的道德意识,以便对社会事物作出是非善恶判断,这种良心自由和善恶判断能力优于思想自由和真伪判断能力,这就是早期教父哲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总结的“雅典无法理解耶路撒冷,学院搞不懂教堂”(What
does Athens have to do with Jerusalem or the Academy with the
Church?),“思想之以为荒唐者正是我所信仰者”(I believe because it is
absurd!)。真伪遵循的是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这是思想自由的对象;善恶遵循的是主观世界的或然性判断,这是良心自由的对象。而上帝的律法恰好是这两种自由的综合,教徒信奉上帝是出于良心自由;遵循法律是出于对其社会规范必然性的理解。因此,信奉上帝的律法是基于良知而对社会规范的理解。古代西方社会对于法律的理解存在一种辩证信仰传统,即以内在的个体道德意识作为外在的社会规范强制性的基础,一如摩西律法的权威性必须被信奉为上帝之“启示”,否则就不能约束犹太人社会;亦如柏拉图的理解,法律只是人类社会的外在权威,它的力量必然来自于人的内在之善。中国古代社会官制的名称也颇能反映这种信仰逻辑,明儒王阳明认为,知事、知县、知州、知府等,“知”后面的称谓都是世俗社会的官职,其为人们遵信的基础和价值渊源都是“知”,即他所谓“致良知”者,所以他对于官职甚至皇帝的权威并不在意,且时有冒犯。

肇始于马丁·路德“因信称义”思想的欧洲政教分离运动,是建立在政教长期结合却又相互误用所造成的政教双重堕落,以及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继之而起的社会主义运动思潮基础之上的一种政教世俗化运动。与此同时,美国政教分离原则的提出正处于新教移民“新大陆”初期——清教徒“理想国”的创始阶段,一个“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的,既没有腐败的政权,更没有昏庸的教权的“太初”阶段。相对于欧洲为了限制昏庸的罗马教廷,还权于政的政教分离之目的,美国的政教分离更多的是为了界定新政府的理性功能,为纯粹的新教信仰钦定自由,是一种有倾向性的——教会与国家机构的分离,而非宗教与政治的分离的[17]——“貌离神合”的分离。

如果我们不被上帝统治,就一定会被暴君统治。

在西方社会中,大体也出于同样的信仰逻辑和历史经验,有一个建立在良心自由之上的“不合作原则”,即任何与基督信仰相冲突的法律在良心上没有约束力,这就是基督教习惯法中的道德权利优先原则:任何与上帝意志相悖的法律信徒都应该反抗,有权不服从。因为,在基督教创建初期,罗马帝国明令禁止教会,基督徒需要更高的合法性抗拒帝国的法令。所以,在基督教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传统:建构于良心自由的神圣律法高于世俗的人定法,世俗的人定法与神圣律法冲突时,教徒有权拒绝世俗的人定法,特别是在政教合一或者教权独大的时期,人定法的颁行往往要借助教会法的形式或特别申明后者的权威性。例如,英国中古时期施行的衡平法其信念就是一种良心法,与普通法相比,它的思想渊源来自于宗教的公平与正义,而不是国王的命令或世俗权力的权威性。这是建构在法律两个渊源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来自于信仰的人的良知优先于来自于王权或机构的指令。也就是说,当法律原则与公平原则产生冲突时,公平原则应占上风,法庭以公平原则作出裁决;当衡平法与普通法冲突时,以衡平法为归依。在司法传统中,英国臣民可以在普通法的审理之外,请求国王根据良心原则纠正普通法审理中出现的不公,因此,代理国王处理这些寻求普通法外正义诉求的行政官,即大法官,就成为“国王良心的守护人”和“上帝之爱”的恩典见证人,被赋予了高于普通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这些“大法官”具有僧侣身份,他们亦不受世俗普通法诉讼程序的约束,也不必遵循普通法的判例,而只是依据大法官自己的良心所信奉的“公平”、“正义”原则,独立处理案件且不需要陪审团的参与。他们的判例亦如普通法的判例,逐渐积累演变成了另外一套判例制度,他们所掌管的办事机构也逐渐变成了衡平法院,即大法官法院。因此,欧洲的教会法和英国的衡平法传统实际上还给西方社会留下了一个超越世俗法律系统的精神自由的遗产,它既可转化为宪法体系里的核心——公民自由权利,也可以表现为“公民不服从”的社会和政治权利。像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最初的版本就是强调:“国会不得制定任何与设立宗教有关的法律,也不得制定侵犯良心权利的法律,”而“制定这一条款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许多人对于良心自由之前景的担忧,这种担忧源于新的宪法赋予新的联邦政府的权力。国会中很多人认为,需要对良心的权利加以保障,以免受到来自宪法所创设的新政府的侵扰”[11]。这是担心国家权力以立法的形式侵害到公民的个体性权利,所以,要对国会的立法加以前提限定,其理论依据就是“良心”自由权是上帝赋予的,不是世俗社会中人的创设,不能由社会世俗权力实施干预,无论是支持性或反对性的干预。1919年德国颁布的《魏玛宪法》第135条规定,联邦内居民享有完全之信教自由及良心自由。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第19条亦规定:人人享有意见及表达的自由权利。这些权利与宪法的基本人权一样,都是源自于人的灵性深处的自由权利,之所以将其与宗教信仰自由和宪法基本权利相关联,是要表明它对于世俗权力、甚至是对于部门法规则的超越性。联系20世纪世界上产生影响最广泛的三位思想家和民权运动领袖的社会、政治经历,颇可以说明从宗教信仰中衍生出的良心自由与“公民不服从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非暴力民权运动”以及“非洲之心”纳尔逊·曼德拉倡导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藐视种族隔离法运动”(Defiance
Campaign),他们之间的共同处是:信奉宗教求善、上帝面前平等、藐视不义的世俗权力和法律以及人人拥有良心自由的神圣权利。

鉴于基督教文明本身所包涵的进步理念对美国国政民心的持久影响,以及政教分离本身的真正意图和最终目的,美国学者威尔·赫伯格认为,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美国最坚持政教分离,但又是宗教情绪最为强烈的西方国家。在政治与教育、战争与和平以及美国内外政策等领域,宗教起着决定性作用。[18]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威尔逊也说“建国者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宗教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19]论到美国宪政运动与信仰自由精神,世俗历史学家贝雷(Thomas
Bailey)甚至称马丁·路德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是故“必然有一种思潮认为,美国开国元勋们实施政教分离确实意在培养强大的宗教势力,这对政治制度的运作大有裨益”。[20]有鉴于此,现任总统布什曾公开表态:我相信政治和宗教的分离……但我想明白一点,我们将欢迎,我们应该欢迎有信仰的人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基督教信仰进入这一舞台是绝对需要的。正像你们的信仰帮助你们决定如何生活,你们对政治的参与也决定我们的民主运转有多好。民主运转的有多好完全取决于那些愿意参加的人的素质。[21]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个国家既主张“政教分离”又经常保持着浓厚神权政治色彩的所谓的“一个国家,两种精神”或“精神分裂的民族”的奥秘之所在。最微妙的是,尽管宪法主张“政教分离”,表面上看似政教互不干涉,但美国WASP阶层一贯主张的“自由、民主、人权”的内政外交方式,无疑起到了实践并宣传基督教核心价值观念的目的。

并非第一个意见上的差异都是原则上的差异,只是在同一原则上,我们有不同的说法罢了。

四、宗教传统对西方法治社会的影响

5.白宫信仰传统中的宗教理念

我们有良好的宗教,虽然各以不同的形式自称和实践,但出发点都是教育人们诚实、坦白、自制、感恩和爱他人。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产生的时候,对于一个幅员辽阔、人口达数千万的帝国来说,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都是十分棘手的问题。虽然当时已经建成了帝国境内的行省制度、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公路设施、有一支世界规模的征战讨伐的军队以及紧密的司法管理体系,但是,这些对于罗马帝国的有效和稳定管理仍然是不够的。帝国边缘地区行省的动荡、周边蛮族部落的袭扰、帝国境内其他族群的反叛、军队内部的谋杀、罗马上层各派势力之间的争权夺利,还有来自帝国之外的其他帝国或军事集团的威胁和冲突,罗马帝国的治理则表现为军事镇压、法律强制和宗教信仰三种治理类型之间的交互影响,而没有哪一种治理形式能独立奏效。

美国人认为,美国之所以伟大和天赋非凡,与美国的历届总统都信仰基督教或追求基督教理念有关。“支持犹太教-基督教原则是国家之所以伟大的基础这一思想”早已深入国政民心。美国的执政党,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有着悠久的宗教传统,几乎历任美国总统都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美国至建国到现在的43位总统中,42位是新教徒,只有约翰·肯尼迪是天主教徒)。历届白宫之主们无不怀着民族特有的宗教热情,坚信美国应当继续“在上帝庇佑下”,顺从上帝的旨意,并“继续是指引世界其他地区争取自由的灯塔。”《独立宣言》的56位签署者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即基督教经典教义的信奉者。1776年“大陆会议”
(Continental Congress)
规定:“所有公共团体及个人要尊崇和仰望上帝,因为他是万事的至上处理者和各国命运的主宰者”。[22]几乎所有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都是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下,手按家族《圣经》宣誓,效忠美国和宪法,捍卫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并且始终把宗教自由放在重要位置。

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

罗马进入帝制之后,共和时的相对制衡权力已经集中到凯撒的养子屋大维身上,在剪除了各派军阀势力之后,他被元老院赐封为“奥古斯都”,后来的罗马皇帝都喜欢沿用这个宗教意义的称号,帝国境内的男子也喜欢以之取名。按照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传统,伟大的世俗国王应该被尊称为人间的“神”而成为崇拜的对象,罗马的西部行省逐渐盛行为历任皇帝建筑神庙和圣坛,以宣示权力的神圣性高于各种权威的世俗性,同时,借助“奥古斯都”的宗教含义,屋大维向罗马境内外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建立在“恐怖大王”屋大维基础之上的战争罗马已经结束,一个“怀柔仁爱”的罗马帝国已经到来;罗马从创建者(Romulus
and
Remus)阶段转向稳定和繁荣阶段,罗马在“奥古斯都”的神佑之下获得了新生。这个宗教意味的暗示表明,罗马帝国的世俗管辖权不再是元老院和执政官、保民官之间权力分享和制衡,而是根据“君王神圣”的原则将一切世俗权力统一到皇帝的手上,皇帝成了超人,自然也就被赋予了神定法律的权力,这在地中海周边的文明中是一个广泛延续的宗教政治传统。当初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马其顿帝国就是这样一边征服一边建立神圣的“帝业”,最终将统治的名声稳固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而罗马帝国皇帝的有效管理更是可以从帝国境内遗址中的宫廷画(皇帝与圣经中的神或圣徒颇为相似)以及神殿中供奉的皇帝形象中折射出来。像“上帝立法”、“先知神启”、“君权神授”等“神学政治”观念在西亚、地中海周边、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是前后相续、互为影响的,以至于到现代西欧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仪式中仍然可以看到这些观念的文化影响力。无论如何,在罗马帝国时期,“对民众来说,除敬拜顺服皇帝外,更重要的是顺从帝国的法律。按照法律,所有帝国公民在统一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论他们是住在泰晤士河畔的伦敦、莱茵河畔的奥古斯都城(现德国西南部Trier,是德国最古老城市-译者注)、多瑙河畔的卡农屯(Carnuntum,在今维也纳附近)”[12]。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民选总统就职多循“按立”形式,宣誓人或是手按《圣经》,或由宗教领袖监誓,亦可视为宗教在政体方面的价值宣示以及国家所继承的精神传统。

宣誓就职的总统即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代表者,美国基于“犹太-基督教”理念之上的民族精神的追随者。以强烈的民族精神谋求国家利益,又以国家利益巩固民族精神,是美国历届总统潜意识之中对其民族信仰的一贯忠诚。历史学家申科曼(Rick
Shenkman)在研究时发现,所有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的必然共识是: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起来;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等。[23]这种共识包含了美国总统所特有的,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执著,以及对民族国家特有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生活是避免痛苦的艺术。

在斯宾诺莎所称的“神学政治”传统影响下,作为罗马帝国衣钵继承者的“神圣罗马帝国”和西欧社会的治理在形式上借助了法律体系,而这个法律体系在传统上又与宗教律法体系相关联,所以西方的“法治”社会与宗教的神权社会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兼容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共同体里两者都是社会治理的基本规范,一个偏于立法和司法目的,另一个则偏于司法和行政管辖的效能。对于总括这些治理经验的西方法律体系而言,偏于宗教传统治理的社会规范被学者们视为自然法渊源,而偏于君王或皇帝行政治理的社会规范则被描述为实证法渊源,这就是伯尔曼所总结的:“我用‘法律的’一词,指十二世纪以降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实证法和法学,那些具有共同历史基础、共同渊源和共同概念的法律体系。第一个这样的法律体系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法。教会法部分由罗马教皇和教会宗教会议制定,并由一个等级制的教会法法院系统实施,在新教兴起之前,它统辖着从英格兰到波兰、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西西里的西部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它也是源于同一时期和在当时逐渐发展起来的王室法、封建法、市镇法和商事法等世俗法律制度的模范或者衬托。有大约四百年之久,这些世俗的法律制度与教会法在欧洲所有地方都比肩而立,它们彼此也杂然并处。随着16世纪和17世纪各国的新教革命,各式各样共存的管辖权实际上国家化了。尽管如此,直到20世纪后半叶,一国之内多元管辖和多元法律的存在仍然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特征。”[13]他将历史存在并且在当下的西方社会治理中仍然发挥不同效用的法律联系起来,以图说明西方社会治理的多元性和历史性,其中还可以特别标识的是宗教传统通过近现代法律形式的转化,实际上是将人们心灵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良知与表达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立法基础和司法目的历史地、辩证地联系起来,使“依法治理”的观念接受社会实际的有效治理的检验,西方社会能够长期信奉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治”理想,实际上是有两个理论预设:一是任何可以转化成有效治理的“法律”都必然是“良法”,即在法律价值上是为社会公众所信仰的“公平”、“正义”、“普世”者;二是法律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具有神一样的权威性,没有任何世俗权力包括君王和皇帝可以超越法律而行权。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体现在社会治理中法律的信仰价值和法律的管理效率的辩证关系,亚里士多德曾解释说:“政治的公正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约定的。自然的公正对任何人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或不承认。约定的公正最初是这样还是那样并不重要,但一旦定下了,例如囚徒的赎金是一个姆那,献祭时要献一只山羊而不是两只绵羊,就变得十分重要了。而且,约定的公正都是为了具体的事情,例如布拉西达斯的祭礼以及法令的颁布。有些人认为所有的公正都是约定的,因为凡是自然的都是不可变更的和始终有效的,例如火不论在这里还是在波斯都燃烧,然而人们却看到公正在变化。但是,公正是变化的这个说法只有加上些限制才是对的。在神的世界这个说法也许就完全不对。在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公正都是可变的,尽管其中有自然的公正。”[14]“政治”这个词在古希腊语里就是“城邦有效治理的原则”,是从“城邦”、“市民”进而推演至“对市民社会的有效治理”(politicos)。“对市民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建构在社会中各阶层的共同价值之上的,这就是“普遍的平等”,这是自然界中所启示的正义,移植到人类社会就是治理的基本价值。罗马帝国治下基督教的出现正是得益于这种自然正义的价值观启示,使基督徒在犹太教的“上帝选民”和“祭司阶层”的先知型治理中寻找到了“外邦人”亦有权得到的“普遍的平等”和上帝“博爱”的“恩典”,是从犹太人、罗马人的有限族群治理向无限平民治理的革命性转变,所以,在基督教合法化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治理是一种较之前族群治理进步的社会治理,其中神权和教会法在欧洲社会的治理上起到了近现代社会的“分权制衡”和“普遍权利优先于政府权力”的“宪政”作用,实现了近代治理社会化和法律正义化的转变,之前欧洲历史上的治理是带有歧视性的族群化和个人意志性的命令化治理,也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奥古斯丁、阿奎那等思想家都提倡以自然理性和社会正义加以矫正的原因。其道理正如德国法史学派的巨擘萨维尼说的,在欧洲社会中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首先是因为民族的治理习惯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法学家的理论不过是对这些习惯和信仰的总结,而不是记述某个立法者的专断意志。

有鉴于此,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以来自华盛顿的牧师轮流主持的祷告开始,两院都设有专职牧师为议员们服务。每届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还组织祷文与《圣经》研读小组进行活动。许多州议会也有类似的安排。

人一旦形成某种看法,他就只会看见事物有利于其见解的那些方面。

其实,西方近代社会治理的蓝图中或隐或显地存在一个传统的基督教世界秩序的影子,这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对“正义”和“平等”的社会憧憬,到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一旦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了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则人民有权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15]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政府的权力或者社会治理的合法性必定来自于人们信仰中的“天赋人权”,即普遍的社会权利,代理社会治理功能的政府的正当性不是因为它们有权力,而是因为这些权力要履行保证公民权利的职责,否则这些权力就该被取消或者变更,政府的权力和治理职能与公民的普遍权利相比是交易型的、可转让的,所以,政府组成之时要对保障公民权利有所承诺,形成政治契约,一旦承诺不能兑现,则被视为政治违约,这是公民权利神圣、主权在民、君权民约的信仰逻辑——《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弗逊误以为这是“自明性真理”(self-evident
truth),是西方国家建立政府、实施有效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它十分直观地被表现在西方社会治理的经济基础——作为世界性货币的美元上:“我们信赖上帝(In
God We
Trust)”。从作为近现代西方社会治理的样板——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宗教与法制是何等有机地融合于历史和现实之中,美国民族因追求自由地宗教信仰而移民至新大陆,而为了免于宗教迫害又在新大陆确立政教分治的法治社会,进而再将法治社会的价值基础确定在宗教传统所赋予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之上,这也是美国最重要的法制文件——《独立宣言》和《五月花号公约》所要表达的信念和原则,前者突出了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天赋权利”,后者则强调“在上帝面前的誓约”: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且依法而治。

6.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宗教理念因素

人人都应该记住这条神圣的原则:尽管多数派的意见总是占上风,但这种意志必须是合情合理的;少数派也拥有平等的权利,同样受法律保护,侵犯他们的权利就是压迫。

五、结论

美国国家战略中的宗教理念因素主要表现为:普世主义的世界观、“天定命运”的国家理想、以及善意的霸权理论。国防大学世界政治经济教研室副主任江凌飞教授认为:美国基督教新教的三个传统,即基督教孤立主义(Christian
Isolationism)、基督教普世主义(Christian
Universalism)与基督教现实主义(Christian
Realism)价值观和文化,对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战略的主要内容和特色为:1、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2、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思想的统一,这能达到吗?自从基督教问世以来,被烧死,遭酷刑,受罚款,关监狱的无辜男女老少数以百万,然而我们没有向思想的统一前进半步。高压产生的是什么结果?它使世界一半成为愚人,另一半成为伪君子。它成为世界各地无赖和过失的支柱。

以犹太-基督教为主流的宗教传统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精神层面的也是政治法律层面的。它的出现和持续性发展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其中虽然经历了政治压迫、民族流散、宗教战争、宗教改革、教徒迁徙和教派流变,但是它为西方信众所提供的精神价值、为西方社会所提供的治理经验包括律法信条和司法形式并不会因为这些历史的变迁、甚至是灾难性的民族经历和社会冲突而变得无关紧要,或者因为追溯它会导致精神上的煎熬和思想上的困惑而变得讳莫如深。对于西方社会自身或者对于希望了解西方社会的其他社会来说,宗教传统是其民族精神生活的历史性积淀和人文价值资源,它为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即从个人内在灵性的修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群间的治理规范、国家间的主权与责任关系、人对自然世界的探索等,展示了一幅宏大而神秘的精神图景,让人们能够合情合理地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论到这种民族传统及其国家意识形态性质,大卫·雷·格里芬在其著名的《后现代宗教》一书中曾指出,具有基督教神学特征的超自然主义的、极端唯意志主义的上帝观在以加尔文教派为主流的美国社会始终占据特殊的统治地位。“这种教义为那种种族主义观点提供了所需要的支持,这就是认为上帝和人一样,爱一些人,对其他一些人漠不关心,而且还恨另一些人。这种唯意志论,为世界作为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之间的战场这种两极化观点,提供了神学支持。”而且“这种超自然主义的上帝观,一般地说是助长了现代帝国主义,特殊地说则是助长了核威慑论。”要之,现代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思想还在坚持超自然的上帝观。这种观点对美国的政治精英产生很大影响,表现为政治上的帝国主义,把凡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都当成敌人。小布什对世界的措施,美国的战略考虑,都有这种宗教观念上的依据。有鉴于此,现任俄罗斯科学院国际安全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政治学博士阿列克谢·博加图罗夫教授认为,美国是一个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势,因此,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利将自由之光和美国人所理解的“进步”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正是美国人认为自己可以干涉他国内政并且不接受他人批评的哲学依据。[24]

第4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809-1817)

从西方宗教和法制的关系看,宗教是从内在的情感方面规范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而法律是从外在的制度方面规范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二者之间的互补性大体可以描述为:宗教为西方社会治理提供了最初的神权政治模型,为近现代的西方法治社会奠定了立法和守法的价值基础,为司法的稳定性和目的性确立了合法的社会基础,而法制的确立、改进和社会实践则为宗教的价值信念提供了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实践强化基础,为宗教摆脱神学教条的束缚、契合公众的社会生活以及世俗化趋势开导出一条与时俱进的新途径。

以史为证,美国的这种意识形态战略源远流长。早在建国伊始,美国国父之一潘恩就曾相信美国“拥有重塑世界的内在力量。”[25]美国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甚至认为“美国人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根据这种特殊的国家理想,1845年,《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的创办人、主编约翰·奥沙利文首先推出“天定命运”这一词,并认为,美国人在北美乃至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扩张与征服行为是顺应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的,19世纪上半期表现为南部种植园主向西向邻近国家扩张的“门罗主义”,19世纪下半期表现为北部工商业企业家向别国进行殖民扩张的“新天定命运说”。“新天定命运说”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力图证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优越性,“WASP”注定要肩负起人类“文明的传播者”的伟大使命性。这是美国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形成的原始逻辑。这种意识形态甚至要求美国应当在世界上扮演“民主十字军”角色。在过去的200年间,为了追逐美国的特殊利益、推销美国的特殊价值观和完成“上帝”的特殊使命,美国至少150次把它的军队送到世界各地。就像草创地球的“上帝”一样,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和乔治斯·克里孟梭实际上一起控制着整个世界。他们坐在巴黎,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1920年,国际联盟的成立,更开创了以美国文明为主导的世界“新帝国主义”时代,从此美国意识形态战略得到明确而强硬的表达。至今,作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著名学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其近作《大抉择》一书中,仍坚信美国就是《圣经·马太福音》书中所预表的那座照亮世界的“山颠之城”。

财富分配的差异与不均,是最普遍最持久的冲突之源。

注释:

可见,作为美国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内容和美国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精神中的宗教使命感始终是影响美国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或变量,这是一个力量的源泉:强烈的选民意识和使命感驱使其大外交目标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广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会体制,建立起一个能够实践基督教理念的世界新秩序。只要美国仍然具有与他国不同的“天然”优越感,美国国家战略中的这种宗教理念因素就不会消失,甚至会愈演愈烈,自1890年美国《海军法案》的诞生到2006年美国《国家太空政策》的出台,无不受到这种具有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宗教理念的影响。今天,美国的这种“民主救世论”正在中东大显身手。

在构建由一部分人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让政府有能力控制那些被管理的人。而后还要让政府能够控制政府自己本身。

[1]Harold J.Berman, Law and Revolution: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 Press,1983),p.165.

7.美国选民普遍诉求中的宗教理念

凡能给最大多数的人以最大程度的幸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2][英]爱德华滋:《罕穆拉比法典》,沈大銈译,曾尔恕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6页。

美国宪法尽管规定美国实行“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国家行为原则,但无论哪种权力都离不开选民与选举。总统、国会议员、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员、立法、司法机构的成员在理论上都必须得到选民的认可。显然,占国民人口86%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经济政治,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是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在对外整体战略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积极实践基督教理念的传教实体。1994年当共和党一举夺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时,共和党领袖多尔的首席竞选顾问威廉·莱西曾感叹地说,“没有宗教右翼卓有成效的支持,一个共和党人要想赢得竞选提名或大选是绝对不可能的。”[26]即便是民主党,也不敢忽视宗教右翼的影响力。1996年,竞选连任的克林顿除公开表态支持在公立学校祈祷的权利外,又在白宫接见了在全美有影响的100名牧师,以此改善与基督教保守派的关系,争取保守派选民的支持。2000年总统竞选期间,美国皮尤研究基金会(Pew
Research
Foundation)就选民的态度与总统竞选者宗教信仰的关系做了个调查,结果表明,高达70%的人希望他们的总统“笃信宗教”。[27]基于这种对竞选策略的考虑,美国的政客、官员相当重视选民的宗教诉求,以便在最大程度上通过代表民意争取选票。有鉴于此,拉尔夫·里德认为,“美国的前途不取决于谁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取决于谁坐在宗教原则的办公室里。”[28]

第5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 1817-1825)

[3]同上,第56、57页。

8.以上特殊历史国情中的“宗教理念”对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重要影响

过分的宽厚就是残忍。

[4]同上,第40页。

宗教理念对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美国继续保持对世界二元论的认识、对单极霸权和普世主义理想的追求上。“布什主义”的基本路线明确表示:美国应当积极运用所享有的支配性军事及其他权力,改变目前混乱、邪恶和危险的世界体系,造就一种符合美国偏好、反应美国利益和价值、从而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秩序,并美其名曰“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发展”。其制度反恐、先发制人及单边主义的“三位一体”战略,俨然构成了“布什主义”强硬的“使徒使命”。这种理念影响着布什政府在其国家战略中始终以美国的安全、强大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价值取向,引导并期望世界实现基于美国文明与美国利益为中心的和平与繁荣。

第6任美国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 1825-1829)

[5]同上,第84、85页。

鉴于宗教自由在美国全球“自由民主人权”战略中的核心地位,《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突出强调:“努力推进宗教自由和良心,反对侵犯这些权利的政府”。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布什说:“在美国的性格深处,有一种光荣,它比玩世不恭更加强大。许多人重新发觉,即便是在悲剧,尤其是在悲剧发生时,上帝就在身边。”并且能够“意识到我们被召唤在人类活动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29]

个人自由就是个人权力,而一个共同体的自由就是个人自由的大规模的综合。

[6]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70页。

2003年1月的国情咨文和2月的全国电视讲话中,布什甚至明确表达了美国国家战略中这种特定的宗教理念取向:即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就是相信上帝给予人类的尊严;自由是上帝赐予全人类的礼物;美国外交政策是为了发扬和保护人们选择政府的自由和以合适的方式敬拜上帝的自由;美国对这个世界有着特殊的责任;我们蒙召将世界引向和平。显然,布什任期的“大中东改造”计划的核心目标就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理念慢慢软处理伊斯兰文化中的“野蛮”价值观,以及消灭由这种价值观必然产生的贫穷、落后及其必然产生的对西方文明的敌意与恐怖行为,从而使其更好地纳入西方文明体系,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及其深受宗教理念影响的民族理想。为此,布什在第一任期内就以反恐为名发动了两场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战争,这两场战争中的宗教意识形态至关重要。论到布什的宗教价值观与其政治价值观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表示,布什专制色彩的基督教言论异化了全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造成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疏远。在一本名为宗教与国际事务的著作中,奥尔布赖特认为,当布什说“上帝在我们这一方”时,这与前总统林肯说的“我们应站在上帝的一方”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7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829-1837)

[7][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60页。

为了进一步明确方向,《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布什重点强调,美国将继续以现实主义的手段,达到理想主义的目标。即继续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基础,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内容,以“善意”的霸权为手段,达到以美国文明“改造世界”的理想主义目标。为此“美国必须继续充当领袖的角色”。[30]事实上,这种“普世主义”的战略理念是与美国历史上至《五月花号公约》以来就坚持的“光荣与梦想”——“为了上帝的荣耀以及扩展基督教信仰”[31]的伟大理想一脉相承的。

从来没有一个女人像她那样。她非常温柔,就像一只鸽子;她也很勇敢,像一头母狮……毕竟,对母亲的记忆和她的教诲是我人生起步的惟一资本,并奠定了我的人生之路。

[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4页。

二、福音派基督教信仰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信仰背景

第8任美国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 1837-1841)

[9]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第52页。

布什主义的理想是以美国实力的绝对优越性进行全球民主化和根除暴政,核心是单边主义与先发制人,目标是建立一个基于“犹太-基督教”文明为基督的以美国利益为价值主导的世界新秩序。

在这个国家,舆论是一种力量,为了它我感谢上帝:因为舆论是一切力量中最正直和最强大的力量。它不会容忍一个无能和卑劣的人用他的软弱或邪恶的双手执掌他的同胞们的生命和财产。

[10][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福音教会的复兴被称为美国宗教史上第四次宗教大觉醒。当代基督教福音派主要通过各种布道方式,以及各种层次的教育、传播媒介,成为对美国政治影响最为深远的基督教流派。自布什上任以来,以白人新教福音派为主干的宗教右翼[32]成为美国政治右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致使在布什政府的许多内政外交领域,“上帝国与恺撒国之间分明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有鉴于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指出,在对外政策领域,宗教右翼是一场以鼓吹自由市场,有限政府、强大国防、国家主权、人权和信仰自由等为基调,以反共为特征的道德十字军运动。在许多情况下,宗教右翼均对政治右翼政策主张作了类似神学诠释。甚至主张将其福音主义作为“解决世界上最紧迫问题的答案。”[33]

第9任美国总统:威廉亨利哈里森

[11][美]约翰·范泰尔:《良心的自由:从清教徒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张大军译,贵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影响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因素中除了时代与机遇外,最重要的是个人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取向。布什政府的智囊团多属亲福音派政治右翼加宗教右翼分子,甚至布什本人就是一个严肃的福音派基督教徒。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我是他们其中之一。信仰是道德的核心,能使人活出一种更高的标准”。布什的宗教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其个人心理特质、特殊经历的特殊体现,又是其民族精神里传统宗教理念的典型体现。建立在这种信仰基础之上的政治理想与宗教理想对于皈依者布什本人是密不可分的。坚定的宗教信仰必然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价值取向:把一个原本少年轻狂、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中年又因生意不顺、酗酒成瘾,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得克萨斯牛仔,戏剧而又真实性地转变成为一名乐观上进、信仰虔诚、开始对政治有着强烈理想与报复的鹰派战略家、政治家,从而无形中影响了他作为一国之主在内政外交上的重大决策。美国学者保罗·肯戈在评价布什的基督教信仰时说:“在这个政治家的信仰普遍受到怀疑的当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什的信仰就是他的生命指北针。”[34]事实正如他自己之言:“这是一种命定,将我推上现今的职位。希望我的任职乃是在回应某个美好的目的……,因此我要全然倚靠那位一直保守我、祝福我的上帝”。[35]显然,布什认为自己有责任将福音真理应用在美国最高行政首长的召命上,要在最实务的层面上,将信仰与公共政策相结合。

我们的守法赖以存在的坚厚基础,乃是人民。

[12][荷兰]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首先,福音派基督教信仰中的“普世理念”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中的政治理想。

我相信,而且我怀着民主真情来说,所有的政府法令都受一个目的支配:使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13]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第147、148页。

自皈依基督教以后,以“美国利益”为世俗基础的“上帝的事业”成了布什生命中的最高理想。他当选总统前的论文集《持久奋斗》(A
Charge to
Keep)就是一首基督教赞美诗的题目。这首赞美诗强调基督徒要服侍现世的事业并按主的意愿行事,听从主的呼召去成就大事(calling
to
fulfill)。在成为总统之后他声称,耶稣基督是自己最崇拜的政治哲学家和思想家。2003年布什在公布每年1月16日为宗教自由日时声明:“当我们庆祝美国人民享有的宗教自由时,我们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民无法享受这种自由。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拥有信仰的权利和表达及实践个人信仰的权利。本届政府正致力于揭露宗教迫害并敦促我们的盟友,贸易伙伴为实践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在世界各地进行努力。只要我们同心合力保障宗教自由,我们可以改善人们的未来”。2006年1月16日布什重申:“我们继续努力反对宗教歧视并反对任何针对宗教自由的侵权行为。”“今天,我们正在全球推进宗教自由。”
“积极反击世界任何地方对宗教的迫害。”[36]显然,布什和助手们已完全继承了“美国优越论”的思想精髓,以一种自信和居高临下的救世主目光审视世界,并带着一种以美国模式改造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自豪感。针对这种特殊的使命感,《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深编辑巴隆尼(Michael
Barone)评论说,布什的就职演说像1917年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一样,标志美国再一次承担全球道德责任。

权力的滥用是最为腐朽的,是对我们最高尚、最美好的自然情感最为无情的摧残。初入宦海的人想到将置同僚于死地也许还会不寒而栗,但他的良心由于不断犯下的罪行很快便于工作面目全非。受害者的呻吟成了他悦耳的音乐。断头台上血流成河,足以让他畅游其中,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1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第149页。

可见布什政府在做着它的基督教“千年帝国”之梦时,正是凭借“上帝事业”的宏大思维,以及强大的综合国力,竭诚推行其独具宗教理想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神圣的理由去“善意”地“捆绑”邪恶、宣扬正义,“拯救”野蛮外邦,包括它们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及其改造它们主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他们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把自己的文明通过一系列国际组织、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文化模式以及吸收美式民主国家进入美国体系的全方位战略,变成他国效法的榜样,使之成为全世界的普遍文明。布什主义正是想把美国主导的这种理想主义的“世界秩序”制度化、永久化与神圣化。

第10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 1841-1845)

[15]The Federalist Papers, edited by Clinton Rossiter, Signet Classic,
published by New American Library,2003,p.528.

其次,福音派原教旨主义中的“末世论”和“统治神学”(DominionTheology)思想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中的价值基础。

名声可恰当地比作一个卖弄风情的女子—–你越是追求她,她就越是可能避开你的怀抱。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统治神学是西方流传了数千年的“后千禧年主义”的时代产物。福音派统治神学的基本主张是:神的选民要统治世界。日本神学家政治学家栗林辉夫认为,布什在接受了埃凡斯[37]的统治神学之后,就开始以“救世主式的领袖”自居了。[38]布什主义深受原教旨主义中的末世论与统治神学影响,其思想源自于《圣经·新约》。《圣经·新约》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部分叙述上帝对人类的“爱”,即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耶稣来救赎人类;最后的启示录部分则宣告了上帝的“怒”,是对撒旦势力的惩罚。两个部分构成了完整的《圣经》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上帝形象,也就是,上帝既是慈爱的救赎的上帝,也是公义的惩罚罪恶的上帝。因此,夺回这个世界,不仅要靠祷告和传教,还要诉诸各种政治手段,在《圣经》的教理之上,依照《圣经》的教义来改造这个世界。布什的基督教信仰带有强烈的启示录式的战斗性色彩,自上任以来,布什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就是打了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自他在西点军校演讲时宣布“我们正处在善与恶的冲突之中”后,这两场战争就被美国的福音派教徒欢呼为“善”对“恶”的战争,甚至被认为是哈米吉多顿[39]战争的预演。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法瑞德评论这两场战争说:“布什真正相信启示录,相信善与恶的斗争现在到了关键时候”。宗教学家麦克希尔在其《布什的启示录情结》一文中也说,“只有了解启示录神学,才能了解布什。布什相信自己为神所选召,负有神圣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在耶稣基督再临之前,彻底地扫除反基督势力”。在这一“使命”下,布什在全世界范围内向撒旦的势力发动了进攻,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保留对伊朗的动武权利,从不放弃对北朝鲜动武的可能性。在原教旨主义者眼里,这些伊斯兰和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国家,都是撒旦的势力。对中东反美色彩不强烈的国家,布什要求他们民主化,对已经实行民主制度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布什要求他们彻底地摆脱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实行进一步民主化。对非洲,布什则把经济援助与受援国的民主化程度联系在一起,民主化成为免除债务或接受经援的首要条件。这些做法都指向一个目标,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基督教文明统治。因此,布什的笔杆子——曾经长期担任白宫撰稿人——弗莱姆说:“战争让布什成了十字军骑士”。[40]

三、新保守主义思想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理论背景

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包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并且深刻影响到美国的国家战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辑思教授指出,美国政治总的来看仍然趋向右倾保守主义,且宗教保守主义成为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41]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拉塞尔·柯克在《保守主义的头脑》一书中将保守主义的精髓概括为六大信条,其中第一条就是“相信神的旨意支配着社会和道德心,政治问题实质上是宗教和道德问题”。[42]塞缪尔·亨廷顿也认为,美国保守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上帝的信仰;对人性的认识;对民族国家的承诺[43]。

受这种思想影响的美国新保守主义[44]运动是一场由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发动的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策源地是共和党,领导者是共和党内的福音派人士。新保守主义派中的宗教保守主义声称“政治、法律和文化必须由道德真理来保障”,“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须由宗教来保障”,并主张一切问题都应该由恢复宗教在国家中的地位来解决。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主要有两条:其一,自由民主跟专制水火不容,民主国家应挺身反对暴政;其二,美国及其价值观至高无上,美国应担负起它的“世界使命”。

美国共和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就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布什父子等都属于这个政党。随着激进的福音派白宫新主布什的两届连任以及新保守主义新贵的得宠,新保守主义以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为标准,以美国实力至高无上为基本特征,谋求建立和维持美国主导的制度化单极世界的国际体系论与福音派基督教信仰的理想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统治神学思想不谋而合,一跃成为当前影响美国政坛的主流思潮,构成布什政府对外战略的核心理念。具体表现为当前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保守思想与宗教意识形态色彩的日渐加重,最明显的是,由克林顿政府批准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布什在其第一任期内便果断付诸实施。

显然,这届白宫政府正是怀着更大的信心与责任,试图使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民主自由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扩张。“9·11”之后,布什以反恐战争为借口,特意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外部敌人——自由制度和基督教文明的敌人,并且大打新“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牌,试图以保守的基督教价值观——“善”,整合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价值基础,从而构建基于基督教文明的世界新秩序。由此,自由主义内政外交中所坚持的“正当优于善”的“重叠共识”(见罗尔斯《正义论》),已明显让位于新保守主义所虔信的“善优于正当”的“单边主义”。这种近似霍布斯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既继承了“强者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弱者则接受自己必须接受的事情”的古希腊自然主义政治哲学观,又肩负了福音派基督教思想中的普世救赎使命。在“新保守主义”的鼓吹下,在民族文化的偏见中,“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人道主义干涉有理”、“西式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单机稳定论”、“文明的冲突”等奇谈怪论发生了,美国在海外频繁实施“人道主义干涉”合理化了。

四、“9·11”事件是布什主义“使徒使命”形成的时代背景

传统均势理论认为国际冲突是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在对立统一中的均势失衡。然而在南北实力差距巨大的当代世界,国际冲突的主要原因却在于“后均势主义”强力意志的“单边主义”行为。美国为了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以积极实践“上帝的事业”,不惜牺牲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均势理论”,其独家推出的“单边主义”作法正在造成许多灾难性后果。“9·11”事件正是“后均势主义”抗议者对“单边主义”的戏剧性解构。这一事件却激发了后者更加强烈的反应。布什主义的“使徒使命”正是在对这一事件的强烈反应中最终完成的。[45]

当今社会由于财富、权利等资源分配极度失衡,“文明在绝大多数人心中等同于基督教文明”。[46]鉴于宗教与民族问题在普世文明中的重要性,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国家总喜欢以正统文明自居,在终极关怀与现世福祉上自负地拒绝着任何民族的理论创新,只信仰上帝的生命之道。并且以自宗独一的宗教真理为荣,傲慢地对待其他国家的历史与现状、禁忌与风俗,武断地斥责其他国家为野蛮之域、无信仰之子、或敌基督的外邦,甚至是邪教徒操控的“邪恶轴心”。任何一个被认为是敌基督的势力或人,都将被“最文明”的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对外战略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一邪恶势力先是日本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对于布什和基督教保守派而言,“9·11”、本·拉登、萨达姆以及阿富汗、伊拉克、伊朗,代表的不是单纯的某个个人、组织、国家,而是一种世界上最危险的“邪恶势力”,是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在今天的继续——是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的挑战。现任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大抉择》一书的作者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就明确把“9·11”恐怖袭击解释为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根源于两者文化与价值观的对抗与冲突。因此布什认为,“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十分明确,那就是回应攻击,消除邪恶世界。恐怖主义试图重塑这个世界,目的在于将他们的信仰强加于其他人。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和选举自由。上帝在这场自由与恐惧,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不会保持中立”。[47]

显然,“9·11”事件迅速提升了美国传统价值观和理想的内涵,激发了白宫古老的宗教情结——“公义的愤怒”,[48]当布什被《时代》周刊评为2004年年度风云人物,该刊记者问他是否准备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利时,布什曾理直气壮而又踌躇满志地宣称他已拥有他所需要的所有权利了[49]澳门金莎娱乐网站,。正是这种“所有权利”把美国文明向全球进军的三段论——“政权更迭”的霸权逻辑清晰地暴露了出来,即:1.对方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或者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政权,它对美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有着巨大的威胁;2.对方是一个专制的不民主甚至是邪恶的政权,它的人民渴望并需要解放、自由与民主;3.美国的责任是推翻现有政权,帮助这个国家建设繁荣和自由的社会,美军是解放者,是和平卫士。根据这一清晰的逻辑,“9·11”事件后,布什认为,伊拉克政府是一个充满暴力的邪恶政权,完全没有宗教自由,萨达姆对内镇压什叶派人士和库尔德部落,对外侵略伊朗和科威特;巴格达与基地组织有联系;萨达姆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旦这群邪恶分子掌握这种武器,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造成可怕的威胁。无论从“神圣使命”上还是从“世俗道义”上讲,美国都有必要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略性打击。而且布什政府官员在强调伊拉克的民主化将为其他中东地区国家提供样板时,他们的思维方式依循的是“多米诺骨牌”逻辑,即民主在一个国家的胜利,将会导致连锁效应,影响其他国家,使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民主之路。因此,在伊拉克进行“倒萨”并建立民主政权,既可以为整个中东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树立一个榜样,还可以有效地控制此地区的伊斯兰教势力,从而进一步推广美国式“基督教文明”。在这里,宗教自由与打击恐怖主义、捍卫“民主自由”原则、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斗争挂上了钩,理所当然地得到布什政府的高度重视。2006年8月31日,在纪念“9·11”事件5周年前夕的美国退伍军人大会上,布什甚至将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重新定义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指明美国的这场战争是“一场21世纪的意识形态决战”,是西方“民主自由力量”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一场战争。[50]

可见,在美国以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为名的进攻性外交政策背后,仍然隐藏着传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冲突的古老宗教情结。前总统卡特在论到这届白宫的大中东战略时就认为,布什的伊拉克战争完全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51]

五、布什主义国家战略中的“使徒”宣言

由“上帝的事业”派生出的充当世界和平仲裁者始终是美国决策者们梦寐以求的愿望。然而当和平被作为一种政府政策原则时,它背后的目的已经超越了和平本身。尽管白宫一再声称美国的最终目的是为世界带来一个自由、民主、和平的文明世界,但布什以“美国利益”实现“上帝事业”之举实际上正在试图否定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和会》以来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法,一个凌驾于一切国际规则之上的帝国形象越来越清晰了。为了初步界定布什政府的帝国思维,2001年布什政府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拉姆斯菲尔德明确宣称:本项评估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把防务规划的基础从主导过去思维的“基于威胁的”模式转变为未来“基于能力的”模式。[52]

为了全面推进白宫理想,在被“绳之以法”的阿富汗、伊拉克极力促进“解放区”的美式“自由民主”化同时,布什表示,要以这几个国家的民主选举为典范,继续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重视妇女、宗教温和化改革等各方面全面、扎实、强力推进其“大中东民主计划”。这是美国历史上“光荣与梦想”的现实需要,更是美国一贯奉行的,基于“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之下的意识形态战略的必然逻辑。

在这种“必然逻辑”下,即使不再在布什政府里任职的新保守派人士,也将继续通过多种渠道影响政府。新保守派一些骨干分子在《旗帜周刊》及美国其他报刊[53]上发表文章,联名写公开信,并出版书籍,竭力声援鹰派当局的对外政策。2003年小克里斯托尔和劳伦斯·卡普兰合作出版《我们从巴格达开始的道路》,提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如何控制全球的设想,鼓吹“如果不推翻所有看起来会制造麻烦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我们大家都是懦夫”。2003年10月帕尔和布什讲话稿撰写人戴维·弗鲁姆出版《结束邪恶:如何打赢反恐战争》一书。书中鼓吹必要时通过直接行动积极促进沙特阿拉伯盛产石油的东部省份同这个国家分离,进入叙利亚领土追捕恐怖分子嫌疑人,准备对北朝鲜实行全面的空中和海上封锁,对北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推翻伊朗政权,不再因以色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采取类似美国正在对基地组织采取的行动而批评以色列。他们在书中还主张:把法国从欧洲国家中孤立起来;同日本、澳大利亚和其他愿意结成防务伙伴关系的亚洲民主国家结成像北约一样的亲密和持久的防务关系;对台湾作出军事保证,建立亚洲地区弹道防御系统;如果中国在反恐问题上不同美国站在一起,或者如果他们继续侵犯基本人权,美国就难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除非对联合国宪法进行修改,使其符合美国“先发制人”战略理论,否则美国就明确反对联合国宪章的管辖权。[54]这口吻听起来就像圣保罗的《书信》[55],以“使徒”的身份或表扬或指责或督察或命令,既“神圣”又“威严”,令人难以抗拒。伊拉克战争后,美军事部署的基本路线便是:驻军伊拉克,稳住中东,倚重中、东欧,羁绊欧盟,东扩防线,合围俄罗斯,强化东北亚,遏制中朝。[56]

六、结语与批判

综上所述,美国民族信仰中的宗教理念——基督教“普世主义”、善恶二元论与新保守主义思想中基于自然说的“天定命运”观、强权公理理论之间内在逻辑上的相容与互动性,对当前“布什主义”国家战略理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带有宗教理想主义色彩的“善意”的霸权主义造就了“布什主义”强硬的“使徒使命”。

历史从不把任何教训强加给任何人,历史的善恶只取决于身处历史之中的,具有理性之主体——人的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尽管并不排斥许多偶然因素的戏剧性参与,人的意志及其支配意志的理智始终在起主导作用。就全球正义而言,康德的理想一直是人类所向往的追求。整个世界若要达致“永久和平”,那么它不仅要成为一个法的共同体,而且必须也是一个伦理的共同体——不仅指政治伦理,也指道德伦理。然而世界是繁难的,存在是多元的,现实是复杂的,理性是有限的。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智者们就已隐约意识到“关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道德心和罪恶心的最后的真实情况永远是一个秘密”,因此“关于世界上各民族如何对待人生的最高目的、上帝、美德以及永生不朽的问题,人们可以研究到某种程度,但绝对不能对它们作绝对的严密和精确的比较。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证明似乎显得越清楚,我们就必须越发谨慎,以免作出不适当的假定和草率的判断”[57]。

同样,在社会经济政治权利的共识中,尽管自由主义基本实现了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之间的“重叠共识”(见罗尔斯《正义论》1971),但是在更核心的道德价值问题上,因为各自有各自对善的理解,“重叠共识”何其之难!无论是在文明共同体内部,还是不同文明之间,由于社会整合、价值共识的重构既跟不上社会世俗化的速度,也达不到文明自身的深度。拥有不同价值观、宗教观和文化立场的人们,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所发生的巨大裂痕,必然要求价值观的多元并存。对古代轴心文明有出色研究的艾森斯塔特曾经深刻地分析过:虽然人类目前进入了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第二个轴心文明时代,然而第一个轴心时代的各种文明,依然镶嵌在现代性之中,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中国的儒教,依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现代性。

显然,西方现代性中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思想本是“辩证法”语境里的相对论,只能因文化相对主义及其相应国家政权性质的阶段性需要进行权益变通,因国制宜。因此,美国基于“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之下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理念,只能对广义基督教文明国家有其“布道”的价值,对于“伊斯兰——儒文化”[58]圈来说,无疑于“范式”之间的偏见,并无必然如此的不可选择性。最重要的是,极端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理念将会导致国际社会在缺乏“公度性”的“价值真空”中造成“价值危机”。因为这种“自由、民主与人权”只能给人提供选择的可能、平等的机会与存在的尊严,它们并不能因此给人的生活带来意义,告诉你美好的价值何在。但是使命自负的美国自始至终都彷佛是这些重大问题的揭密者与终结者,并且带着宗教理想般的自我优越感一味迷恋于单边主义的集权意识。这是弃可怕的历史教训于不顾,盲目自信于强者的信条——以“善恶二元论”思维,定“犹太-基督教”价值观下的西方文明于一尊,并且不惜以强力意志维持自身话语权的合法性,甚至将这一精神当作真理的标准,裁判世界,一厢情愿地代“沉默的上帝”向满心狐疑的世人宣告自以为“唯一正确”的“生存之道”。从而让“自由民主人权”思想本身违背逻辑地走向了自身的反面(手段与目的背道而驰),沦为意志独裁的绝对命令。这无疑是激化当今国际局势危机升级的重要因素。

历史进程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差异是事物活力和多样性的来源,是变化和变革的动力。不能容纳异质成分是走向僵死的开始。正因为如此,差异的观念与政治实践关系密切。无论是国家内部对多元性的包容,还是全球范围内对多元化的保护,都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59]因此,在多元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将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只有“多元文明程度不同的、不同层次的‘共存’、‘交流或融合’,才是人类文明史的大趋势”[60]。要之,正如罗尔斯在《各国人民法》中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利为了理性的利益而发动战争。显然,作为战争的整体控制机制——国家战略也不例外。

当然,从普遍人性论的视域出发,这一批判理论并不否认东西方文明之间所共同具有的某种“普遍道德”观的可能性,否则世界文明之中将不存在任何“合力”进步的因素,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合力”者“齐心”为始,心之所“齐”必意念相通,旨趣可约。不惟可理解、更可合作。著名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他的惊世力作《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指出:中外两方不是没有正义感,但是正义感放在局部的场合下使用,可能与初心相违。人世间很多残酷的事都用道德的名义去施行,也是中外古今一律。要之,西方文化有一个重要长处,即是在犹太教及基督教传统里面承认人类有经常做错事的根源,其称为(original
sin),也不能说它就是‘性恶论”,和儒家的“性善说’路反。孔子说:“观过,斯知仁旯”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也都是不待外间逼迫,自己承认过失。有这种认错的精神,也就表示人类有向善的趋向。有鉴于此,黄仁宇先生强调,中外共通之点,今日可以做广义道德观念的基础,也可以做世界历史的中心思想。狭义的道德观念基于狭义的宇宙观,就是武断地说出世界的根源如是,它的结局也必如是。这往往明为真理,实际带有自私的见解,并且预先摆下了一个变不认错的想法,其容易走极端,可以以希特勒的人种学说窥见之。[6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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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宗教与美国社会》,徐以骅主编,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

主要参考网站:

注释:

[①]使徒使命:引申自斯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31页。)一书中关于布什的“活出使命”一说。本文特指美国思维中的“天赋使命”观。

[②]宗教理念:本文特定义为一种独具美国特色的、对上帝虔敬的、准功利主义的现世福佑与来世救赎观念,即一种对自己的利益(关乎今生福祉与灵魂得救之利益)与上帝的利益的信仰与护教理念。其独特性是,在这一理念中,人、神的利益是一致的,成正比关系,即爱神就是爱人,利人就是利神。

[③]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M],徐以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④]英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9页。

[⑤]戴康生等主编:《宗教社会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⑥]阿里克希·托克威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⑦]1997年美国“全天候宗教台”占所有电视台的十二分之一。全国宗教广播网报告指出,“过去10年中,宗教电视台增长了75%。”

[⑧]《美国宗教教派》
20050415。

[⑨]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人人都从上帝那里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因为英国政府践踏这些权利,所以要求独立,建立保护人民的政府,“向这个世界的最高的裁判者”上帝“申诉”独立“意图的公正”,并且“对上帝的庇护充满了信心”。参见于哥:《美国的本质》,[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⑩]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M],周勇
王丽芝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41页。

[11]参见美国务院《200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P],前言。

[12]施米特在其传世著作《基督教对文明的影响》一书中认为:基督教教义对自然权利和人神契约的宣扬,强化了市场经济以产权明晰、经济自由和平等交易等为内核的制度精髓;基督教对教育、医疗、劳动者尊严、性别平等、科学等方面都非常重视,并通过教化的方式在平民中传播正确的行为准则和生活目标,激励普通人追求体面生活。基督教在市场交易之外塑造着和市场经济兼容的道德基础,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美好境界:道德与市场的有效结合。

[13]2000年,美国GDP的规模几乎相当于紧随其后的日本、德国、法国三国GDP的总合,相当于中国的8倍,俄罗斯的20倍。截至2001年2月,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118个月,成为自1854年以来,美国经济史上32个增长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同年,被誉为资本主义“精神堡垒”的《财富》杂志全球500强公司排行榜中美国已拥有197家,其中6家进入前十名。2002年美国国民收入又创新高,高达102000亿美元,占同年世界总量31.5万亿美元的三分之一,人均收入达到35000美元。华盛顿市中心那几个繁华街区(白宫、国会大厦、五角大楼、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内全球权力和决策方面的集中程度,能令历史上或现今存在的一切帝都(罗马、巴黎、伦敦、柏林、东京以及古老的北京)黯然失色。(参见郝雨凡赵全胜主编:《布什的困境》,[M],时事出版社,2006年,
第135页。)今天,美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把握着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从台湾到中东、非洲、欧洲,甚至各大海域与太空计划,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几乎所有国家热点的当事国领导人,都把美国的态度当着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小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的主要权力资源为:经济规模、科技领先、世界性文化、军事力量和同盟、自由的国际规制、跨国通讯和信息技术的中心。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的理论与历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页。

[14]周琪:《美国强大的秘密》新奇军

[15]2006年10月6日布什签发的《国家太空政策》[P],中规定“美国在太空享有绝对自由行使权……必要情况下,将不予承认敌对国家自由行动的权利”。《参考消息》2006年12月28日。

[16]许纪霖:《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中国国关在线

[17]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M],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94页。

[18]王哓德:《美国宗教文化的全球扩张》,环球视野

[19]马克·诺尔编:《宗教与美国政治——从殖民地时期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M],牛津出版社,1990年,第77-91页。

[20]中国美国史研究会Kenneth D. Wald访谈录

[21]David
Aikman:《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

[22]美国历任总统的信仰

[23]于哥:《美国的本质》,[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73页。

[24]《美国在“呼唤”新的两极世界》,[N],《参考消息》,2007年8月28日,第3版,原载俄罗斯《独立报》。

[25]于哥:《美国的本质》,[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97页。

[26]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J],《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7]David
Aikman:《布什总统的信仰历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44页。

[28]刘澎:《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J],《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2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反恐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M],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511页。

[30]《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P],

[31]斯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32]宗教右翼:特指美国各教派中承认和接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在社会道德与政治上持保守观点的基督教保守派(Christian
Conservative)

[33]徐以骅:《宗教右翼与美国外交政策》,[A],《宗教与美国社会》,[C],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05-106

页。

[34]江凌飞:《美国全球战略走向》,亚洲论坛

[35]斯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7页。

[36]刘澎:《宗教自由与布什主义——布什及美国政府关注宗教自由问题的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37]宣扬统治神学的原教旨主义者的主要组织——“守诺派”(Promise
Keepers)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曾向布什说“要学会用上帝的眼光看世界。”
参见埃里克·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M],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38]于哥:《美国的本质》,[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45页。

[39]哈米吉多顿:《圣经·新约·启示录》六章16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作哈米吉多顿”。然后发动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一次战争。届时正义将彻底战胜邪恶,天使将彻底战胜魔鬼。

[40]栗林辉夫:《布什的上帝与上帝之国美利坚》,[M],日本基督教出版局,第35-36页。

[41]《参考消息》2006年12月28日。

[42]Russell Kirk,The Conservative Mind:From Burke to
Santayana,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3,PP,7-8.

[43]Samuel P·Huntington,“Robust Nationalism”,The National
Interest,Issue

58,witer,1999/2000,P.31

[44]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列奥·斯特劳斯。他在其《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中研究了曾经盛行于欧洲的伯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先哲的古典政治哲学,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该书认为,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有且只有一种,它是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是一种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却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罪魁祸首就是“实用主义”,它使人们把美好生活忘掉了。因此施特劳斯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在他看来,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新保守主义”根基上生长出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学认为:以财产私有制为根本,人权为有机组成部分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终形式,放之四海而皆准。美国制度是这一制度的完美体现。甚至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一种经过“神恩钦准”的社会形态。他们竭力主张精英强制治理思想,反对共产主义,强调西方民主价值观的优越性。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美国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国防副部长沃尔福威茨(白宫总导演、布什的导师)成为布什内阁中“新保守主义”铁三角,“鹰派”的主要代表。他们三人在布什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常起主导作用。

[45]据统计,“9·11”事件发生后, 美国对宗教有依赖感的人口的比例上升到64%,
比事件发生前上升了7个百分点。每逢周末,上至国会议员,
下至普通百姓在教堂同唱“上帝保佑美国”的景象随处可见。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新篇——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体会》,[J],学习时报,2002年1月7日,第5版。

[46]乔治·马斯登著
宋继杰译:《认识美国基要派与福音派》,[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47]刘澎:《宗教自由与布什主义——布什及美国政府关注宗教自由问题的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48]斯蒂芬·曼斯菲尔德:《活出使命:布什总统的信仰》,[M],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49]郝雨凡、赵全胜主编《布什的困境》,[M],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

[50]《光明日报》

[51]《参考消息》,2006年12月20日。

[52]参见周建明,张曙光:《美国安全解读》,[M],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360页。

[53]鹰派阵地:《旗帜周刊》、《国家利益》、《耶路撒冷邮报》、《每日邮报》、《华盛顿时报》、《新共和》、《现代保守评论》、《国民评论》等等新保守主义文艺思想阵地,为鹰派思想风向标。主要阅读对象是政界名流。

[54]刘澎:《宗教自由与布什主义——布什及美国政府关注宗教自由问题的动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55]圣保罗的书信:使徒保罗(鼎盛时期约CD.60年左右)为了教化、劝勉各地信徒,曾以书信的形式就各地教会中所存在的严肃问题分别予以解释,并从属灵的意义上提出批评与建议。受信的教会有:以弗所、士每拿、别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铁非、老底嘉等七个地中海北岸今属意大利、土耳其等境内的古教会。

[56]雷思海:《第五帝国的终结》,[M],时事出版社,2003年,第227页。

[57]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M],商务印书馆
1979年版,第420—426页。

[58]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后的宣言中,针对世界的道德危机声明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的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机会。”

参见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

[59]

[60]王辑思主编:《文明与国际政治》,[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序言P.5-6

[61]《万历十五年》,[美],黄仁宇,中华书局,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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