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金莎娱乐网站秦皇岛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与同军事学堂,以教育更换为中央的切磋

摘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晚清“新政”被历史学家视为晚清政府收效甚微的最后尝试,但“新政”对于清朝本身和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有别。“新政”的教育改革中,清政府运用了一系列“技术”来塑造自己一个新的形象。本文通过对广东汕头和嘉应的城市案例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当时除了社会动员外,政府行为也举足轻重。在“新政”教育改革中,不仅地方的“精英行动主义”获得了更多的控制,各级政府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通过教育数据的采集,从知县到学部,政府已经建立起一种即便不完美,但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形象。这正是各级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也为以后的政府建设打下了基础。由于清朝不久后覆灭,这些成就并未得到充分关注。当然,“新政”的教育改革,并不都取得了成功,广东东部地区事例显示,“新政”的教育改革可谓忧喜参半。

本报记者魏炯才(通讯冯玉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汕头潮汕文化历史悠久!中国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汕头作为一座百载商阜,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这些历史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打磨变得更加闪光熠熠。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往事讲述者。记忆会遗忘的东西,历史文化却永远长存。
汕头是我国最早设立的经济特区之一
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汕头经济特区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广东省省域副中心城市近日,记者走进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与相伴【同文学堂】进行实地参访。外马三小校长冯玉銮对前来参访的记者介绍了外马三小与同文学堂:前生与今世的故事……1926年,国民革命政府设立“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周恩来在此主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人主导的国共合作地方政权
现为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在汕头井气息浓郁的老城区,骑楼店铺紧凑,中西合璧浑然一体,小街小巷,行人往来息攘……而一座曾经名噪一时的百年岭东同文学堂,就静静地矗立位于汕头市外马路129号,每天伴着外马三小孩子们的读书声、笑声,见证着这座城市沧桑巨变,展望着未来的梦想与超越。一座曾经名噪一时的百年岭东同文学堂
矗立位于汕头市外马路129号
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同文学堂,原拟建为“同庆善堂”(善堂,曾经是明清时期风行的民间慈善组织)堂址,房屋建成后,因经费缺乏而停办,所以这座老建筑是祠堂的格局。屋顶采用了老式的硬山顶和封火山墙,屋檐上色彩鲜艳的各式嵌瓷杂而不多,引人注目,让后人铭记了这一段历史的沧桑。老楼新韵
百年学堂修缮后再展昔日盛颜丘逢甲与岭东同文学堂说起岭东同文学堂的由来,还得从中国近代爱国志士、教育家、诗人丘逢甲说起。丘逢甲,祖籍广东镇平(今梅州市蕉岭县),生于台湾淡水厅铜锣湾(今苗栗县)。1895年《马关条约》后,丘逢甲组织义军在台湾抗日,失败后内渡回潮汕,先后执教于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等。1898年在潮州开办了新式书院,也聘请了一名日本教师,但这项事业得不到支持,学校不得不关闭,此后就销声匿迹了。岭东同文学堂
中国近代爱国志士 教育家
诗人丘逢甲当时,丘逢甲认为汕头是岭东门户,对外是通商口岸,经济繁荣,来往人多,易以萃会才智,造就人才。1899年,他不辞辛苦前往马来亚等地向当地的华侨筹募办学资金,共募得十万余元,这为新式书院的复办提供了经费。在其从南洋募款归来之后,学校基建工作就迅速地开展。不久,丘逢甲等人在汕头联合林樑任等复办了岭东同文学堂,提倡学习西欧教育,以启发引导为主的学风,对粤东地区的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文学堂给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丘逢甲在办学过程中很注意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据同文学堂学生李次温回忆:“当时乡先辈教导后进,多务压抑而使就范”,唯丘先生乃“务提起后进意志,使之自重、自奋,乐而上进。”他反对传统的读死书、死读书的陋习。“岭东之兴学也,自汕头之同文学堂始”在教育中,丘逢甲积极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欧西新法教育青年,以革命维新鼓励士气”,使过去被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初次受到了西欧自由民主的洗礼。他常教导学生:“当兹国危民困,我望汝辈树捍卫国家民族之勋业耳,不忘汝辈只作博士也”,他对同文学堂学生搞革命活动和发表革命言论的行为,都选择默许,彼此心照不宣,认为“此乃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在兴学过程中,他始终以自己深厚的爱国情怀来激励学生担负起救亡图存、报效祖国的重任,并希望他们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192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汕头—原载《周恩来在潮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文学堂还开设了“兵式体操”课程,聘请日本东亚同文会退伍军官为教习。同时,丘逢甲又以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向当时的惠潮嘉道台申请领取枪弹,作为学生上课练习射击之用。每次学生操练兵操,他皆在旁认真督课。这在当时来说是别开生面的。同文学堂给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1907年1月8日,同文学堂在汕头海关前举行运动会,内容虽仅有短程赛跑、兵式体操、叠罗汉等几个项目,但这是潮汕地区首次举办运动会。使潮汕人从此知道有运动这么一回事。此外,同文学堂后来还增设了地理、英文、图画等课程。这些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为潮汕地区输送了大批人才,其中有潮汕第一位博士张竞生,著有《潮州西湖山志》《饶氏家谱》及《天啸楼集》等多部著述的知名学者饶锷,著名数学家黄际遇,曾参与策划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出师北伐并取得胜利,为辛亥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姚雨平……同文学堂给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1926年初,国民革命政府在此设立“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周恩来在这里宣誓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这也是第一个由共产党人主导的国共合作地方政权。据介绍,同文学堂为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培养了不少良才悍将。同文学堂一直是作为学校使用,这座百年学堂经过几代校名的更换,于1979年正式更名为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从百年学堂到现在的外马三小,历经百年的沉淀之后,人文底蕴得到了积淀与传承。外马三小秉承了同文学堂的办学理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每一个外马三小的新生,在开学的第一课都会上关于同文学堂的历史内容:这里是谁创办的啊,有谁曾来过这里啊,曾发生过什么事件啊。同文学堂给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老楼新韵
百年学堂修缮后再展昔日盛颜记者走访,同文学堂,就像打开了一部尘封已久的书,仔细端详,就可以看见那些开在尘埃里的花朵,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里面承载了他们的青春,更是孕育他们成长的地方。这座百年学堂,经历了风雨的冲刷,成为了汕头文化历史的一个缩影,它至今仍在影响着新一代的人。在外马三小教学长达25年的冯玉銮校长说,当年她刚毕业到同文学堂教学时,在这样的祠堂教室里上课,感觉很新奇。9月13日金平区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
组织委员来到同文学堂实地考察整体环境
并了解同文学堂修缮和免费开放的准备情况多年来,同文学堂地势低洼,比周边路面低了大约30到40厘米,加上门口两颗大树的根把地下排污管堵塞了,逢雨必浸。记得台风“天兔”来袭时,当时同文学堂的水深接近70厘米。学校的老师常常开玩笑说:“外马三小有两个池,一个是操场的游泳池,一个是同文学堂这个大水池”,除了水浸严重的问题,由于同文学堂年久失修,屋顶常有瓦片沙土掉落,雨天的时候更是多处漏水,严重威胁到12户居民和学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9月13日外马三小冯玉銮校长向金平区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委员前来参观考察同文学堂作一一介绍多年失修,学堂外层已严重风化剥落,前部左右厢房木屋架桁条也已老化蛀损,局部屋架下弦支点破裂,变形下沉。屋顶也常有瓦片沙土掉落,雨天更是多处漏水。2006年,学堂经市房屋鉴定部门鉴定属于D级危房,它对师生的安全已构成一定威胁。
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校园
2016年8月,广东东江各属委员会公署(同文学堂)文物修缮项目被列入市委、市政府部署实施的“十个历史文物保育修复项目”,也是市政府“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如何原汁原味地修缮岭东同文学堂,也让施工单位颇费了一番心思。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校园建筑的墙体全部是“修旧如旧”,建筑材料采用潮汕传统的“贝灰+红糖+糯米浆+草根”,为了保留这一传统的夯贝灰结构,修缮过程中采取了特殊技术。先用木板将贝灰固定,用改造而成的重锤一点点将墙面夯起来,这比建造普通的水泥墙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对工艺也更考究,但这种濒临失传的潮汕传统建筑工艺,却能让建筑物经过上百年的风吹日晒仍屹立不倒。屋顶的木梁绝大部分被虫蛀得已经下垂坍塌,施工单位更换成新的仿制木梁,但材料依然采用始建时的杉木,并通过做旧处理,让新的木梁和旧木梁色泽接近,基本做到肉眼看已新旧难辨。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校文明办学同文学堂的修缮凝聚了多方的心血和汗水,就连同文学堂的布展方案,也是广东文史馆馆员陈汉初、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陈嘉顺等专家学者反复推敲才确定的。这座新生的老建筑如今已不仅仅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市民怀旧的场所,还是这座城市上下团结一心,建设共同精神家园的最好见证。在各方的努力下,岭东同文学堂在2017年春节期间如期与市民见面。一时间,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外马三小游泳队成立于1971年,已有40多年的历史。自1995年至今,连续二十多年参加汕头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均获团体总分第一名、金牌总数第一的辉煌成绩,参加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游泳比赛,团体总分名列全省前茅同文学堂修缮后一开放便迎来了众多的校友。他们返校后都会跑去摸大门的那对石鼓,还有大厅那两棵木棉树。大家都想回到原来的教室拍照,回忆当年在同文学堂里面上课的场景。一位曾经在外马三小读书的学生在博客中写道:“外马三小是我们汕头最好的小学!当时我有幸在这个学校读了六年书。在我记忆中最快乐的就是上体育课可以打篮球。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每天好多作业还经常罚抄书。今天路过,顺便进去看看还是很多儿时的记忆,还遇到我以前的老师。十几年过去了,老师们都还记得我,一下就能喊出我的名字……”,一位网友在一篇文章后留言说,“冯校长是我读四年级的班主任,一晃就二十五了。”外马三小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爱岗敬业、奋发进取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业优秀百年阳光,百年风雨,百年老校,百年人文积淀——外马三小秉承“崇文、立德、和谐、健体”的校训,坚持“一切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主动发展”的办学宗旨,以科学发展观创特色,以特色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外马三小在1994年12月获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外马三小全面构建校园防护“平安墙”深入开展校园安全宣传与教育专栏记者了解到,身为汕头市优秀校长的冯玉銮介绍说,游泳、武术、机器人是外马三小的三大特色品牌。学校游泳队成立于1971年,已有40多年的历史。自1995年至今,连续二十多年参加汕头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均获团体总分第一名、金牌总数第一的辉煌成绩,参加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游泳比赛,团体总分名列全省前茅。在全国和广东省举行的武术、机器人和科学类项目的比赛中,外马三小学生经常摘金夺银,屡获佳绩。2018年9月10日
第34个教师节 外马三小举行了形式新颖
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学校办学特色明显,以科学发展观创特色,以特色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学校先后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广东青少年科学教育特色学校”、“汕头市文明单位”、汕头市巾帼建功立业标兵岗、“汕头市园林式单位”
“汕头市绿色学校”、“汕头市德育先进单位”、“汕头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等光荣称号。外马三小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奋发进取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业优秀、特长突出、全面发展的学生,取得了显著的办学业绩。第34个教师节
美丽的校园里教师们神采奕奕,学生们文明有礼为辛勤的老师们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从昔日的同文学堂到如今的外马三小,百年老校历经世纪风雨,砥砺前行;培育万千桃李,薪火相传。外马三小相伴同文学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为汕头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2018年9月10日,第34个教师节,外马三小举行了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美丽的校园里教师们神采奕奕,学生们文明有礼,为辛勤的老师们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浓浓师生情,满满都是爱”!外马三小秉承“崇文、立德、和谐、健体”的校训,坚持“一切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主动发展”的办学宗旨
以科学发展观创特色
以特色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同文学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直接体现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同文学堂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在繁荣、昌盛、复兴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担负着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颂扬先辈功德、缅怀前辈亮节高风、激励后辈奋勇拼搏的使命!文/魏炯才根据相关资料编辑本主题由
归航-缅甸 于 2018-9-17 09:50 生成文章

本报记者魏炯才(通讯冯玉銮)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汕头潮汕文化历史悠久!中国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汕头作为一座百载商阜,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这些历史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岁月的打磨变得更加闪光熠熠。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座城市最好的往事讲述者。记忆会遗忘的东西,历史文化却永远长存。
微信图片_20180917093926.jpg (84.16 KB, 下载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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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在汕头经济特区设立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广东省省域副中心城市近日,记者走进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与相伴【同文学堂】进行实地参访。外马三小校长冯玉銮对前来参访的记者介绍了外马三小与同文学堂:前生与今世的故事……微信图片_2018091709394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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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1926年,国民革命政府设立“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周恩来在此主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共产党人主导的国共合作地方政权
现为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在汕头井气息浓郁的老城区,骑楼店铺紧凑,中西合璧浑然一体,小街小巷,行人往来息攘……而一座曾经名噪一时的百年岭东同文学堂,就静静地矗立位于汕头市外马路129号,每天伴着外马三小孩子们的读书声、笑声,见证着这座城市沧桑巨变,展望着未来的梦想与超越。微信图片_2018091709394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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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一座曾经名噪一时的百年岭东同文学堂 矗立位于汕头市外马路129号
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的同文学堂,原拟建为“同庆善堂”(善堂,曾经是明清时期风行的民间慈善组织)堂址,房屋建成后,因经费缺乏而停办,所以这座老建筑是祠堂的格局。屋顶采用了老式的硬山顶和封火山墙,屋檐上色彩鲜艳的各式嵌瓷杂而不多,引人注目,让后人铭记了这一段历史的沧桑。微信图片_2018091709395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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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学堂修缮后再展昔日盛颜丘逢甲与岭东同文学堂说起岭东同文学堂的由来,还得从中国近代爱国志士、教育家、诗人丘逢甲说起。丘逢甲,祖籍广东镇平(今梅州市蕉岭县),生于台湾淡水厅铜锣湾(今苗栗县)。1895年《马关条约》后,丘逢甲组织义军在台湾抗日,失败后内渡回潮汕,先后执教于潮州韩山书院、潮阳东山书院等。1898年在潮州开办了新式书院,也聘请了一名日本教师,但这项事业得不到支持,学校不得不关闭,此后就销声匿迹了。微信图片_2018091709395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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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岭东同文学堂 中国近代爱国志士 教育家
诗人丘逢甲当时,丘逢甲认为汕头是岭东门户,对外是通商口岸,经济繁荣,来往人多,易以萃会才智,造就人才。1899年,他不辞辛苦前往马来亚等地向当地的华侨筹募办学资金,共募得十万余元,这为新式书院的复办提供了经费。在其从南洋募款归来之后,学校基建工作就迅速地开展。不久,丘逢甲等人在汕头联合林樑任等复办了岭东同文学堂,提倡学习西欧教育,以启发引导为主的学风,对粤东地区的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微信图片_2018091709395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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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同文学堂给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丘逢甲在办学过程中很注意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据同文学堂学生李次温回忆:“当时乡先辈教导后进,多务压抑而使就范”,唯丘先生乃“务提起后进意志,使之自重、自奋,乐而上进。”他反对传统的读死书、死读书的陋习。“岭东之兴学也,自汕头之同文学堂始”在教育中,丘逢甲积极引导学生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以欧西新法教育青年,以革命维新鼓励士气”,使过去被封建思想禁锢的青年,初次受到了西欧自由民主的洗礼。他常教导学生:“当兹国危民困,我望汝辈树捍卫国家民族之勋业耳,不忘汝辈只作博士也”,他对同文学堂学生搞革命活动和发表革命言论的行为,都选择默许,彼此心照不宣,认为“此乃天赋人民思想言论之自由权”。在兴学过程中,他始终以自己深厚的爱国情怀来激励学生担负起救亡图存、报效祖国的重任,并希望他们将这种思想付诸行动。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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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1926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汕头—原载《周恩来在潮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同文学堂还开设了“兵式体操”课程,聘请日本东亚同文会退伍军官为教习。同时,丘逢甲又以自己的身份和关系,向当时的惠潮嘉道台申请领取枪弹,作为学生上课练习射击之用。每次学生操练兵操,他皆在旁认真督课。这在当时来说是别开生面的。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0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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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同文学堂给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1907年1月8日,同文学堂在汕头海关前举行运动会,内容虽仅有短程赛跑、兵式体操、叠罗汉等几个项目,但这是潮汕地区首次举办运动会。使潮汕人从此知道有运动这么一回事。此外,同文学堂后来还增设了地理、英文、图画等课程。这些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为潮汕地区输送了大批人才,其中有潮汕第一位博士张竞生,著有《潮州西湖山志》《饶氏家谱》及《天啸楼集》等多部著述的知名学者饶锷,著名数学家黄际遇,曾参与策划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后任广东北伐军总司令,出师北伐并取得胜利,为辛亥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姚雨平……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0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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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同文学堂给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1926年初,国民革命政府在此设立“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周恩来在这里宣誓就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这也是第一个由共产党人主导的国共合作地方政权。据介绍,同文学堂为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培养了不少良才悍将。同文学堂一直是作为学校使用,这座百年学堂经过几代校名的更换,于1979年正式更名为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从百年学堂到现在的外马三小,历经百年的沉淀之后,人文底蕴得到了积淀与传承。外马三小秉承了同文学堂的办学理念,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每一个外马三小的新生,在开学的第一课都会上关于同文学堂的历史内容:这里是谁创办的啊,有谁曾来过这里啊,曾发生过什么事件啊。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1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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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同文学堂给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老楼新韵
百年学堂修缮后再展昔日盛颜记者走访,同文学堂,就像打开了一部尘封已久的书,仔细端详,就可以看见那些开在尘埃里的花朵,一代代学子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里面承载了他们的青春,更是孕育他们成长的地方。这座百年学堂,经历了风雨的冲刷,成为了汕头文化历史的一个缩影,它至今仍在影响着新一代的人。在外马三小教学长达25年的冯玉銮校长说,当年她刚毕业到同文学堂教学时,在这样的祠堂教室里上课,感觉很新奇。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1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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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9月13日金平区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
组织委员来到同文学堂实地考察整体环境
并了解同文学堂修缮和免费开放的准备情况多年来,同文学堂地势低洼,比周边路面低了大约30到40厘米,加上门口两颗大树的根把地下排污管堵塞了,逢雨必浸。记得台风“天兔”来袭时,当时同文学堂的水深接近70厘米。学校的老师常常开玩笑说:“外马三小有两个池,一个是操场的游泳池,一个是同文学堂这个大水池”,除了水浸严重的问题,由于同文学堂年久失修,屋顶常有瓦片沙土掉落,雨天的时候更是多处漏水,严重威胁到12户居民和学校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2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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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9月13日外马三小冯玉銮校长向金平区政协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委员前来参观考察同文学堂作一一介绍多年失修,学堂外层已严重风化剥落,前部左右厢房木屋架桁条也已老化蛀损,局部屋架下弦支点破裂,变形下沉。屋顶也常有瓦片沙土掉落,雨天更是多处漏水。2006年,学堂经市房屋鉴定部门鉴定属于D级危房,它对师生的安全已构成一定威胁。
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23.jpg (76.53 KB, 下载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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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广东东江各属委员会公署(同文学堂)文物修缮项目被列入市委、市政府部署实施的“十个历史文物保育修复项目”,也是市政府“百日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如何原汁原味地修缮岭东同文学堂,也让施工单位颇费了一番心思。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2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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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校园建筑的墙体全部是“修旧如旧”,建筑材料采用潮汕传统的“贝灰+红糖+糯米浆+草根”,为了保留这一传统的夯贝灰结构,修缮过程中采取了特殊技术。先用木板将贝灰固定,用改造而成的重锤一点点将墙面夯起来,这比建造普通的水泥墙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对工艺也更考究,但这种濒临失传的潮汕传统建筑工艺,却能让建筑物经过上百年的风吹日晒仍屹立不倒。屋顶的木梁绝大部分被虫蛀得已经下垂坍塌,施工单位更换成新的仿制木梁,但材料依然采用始建时的杉木,并通过做旧处理,让新的木梁和旧木梁色泽接近,基本做到肉眼看已新旧难辨。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3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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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汕头市外马路第三小学校文明办学同文学堂的修缮凝聚了多方的心血和汗水,就连同文学堂的布展方案,也是广东文史馆馆员陈汉初、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陈嘉顺等专家学者反复推敲才确定的。这座新生的老建筑如今已不仅仅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市民怀旧的场所,还是这座城市上下团结一心,建设共同精神家园的最好见证。在各方的努力下,岭东同文学堂在2017年春节期间如期与市民见面。一时间,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3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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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外马三小游泳队成立于1971年,已有40多年的历史。自1995年至今,连续二十多年参加汕头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均获团体总分第一名、金牌总数第一的辉煌成绩,参加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游泳比赛,团体总分名列全省前茅同文学堂修缮后一开放便迎来了众多的校友。他们返校后都会跑去摸大门的那对石鼓,还有大厅那两棵木棉树。大家都想回到原来的教室拍照,回忆当年在同文学堂里面上课的场景。一位曾经在外马三小读书的学生在博客中写道:“外马三小是我们汕头最好的小学!当时我有幸在这个学校读了六年书。在我记忆中最快乐的就是上体育课可以打篮球。最痛苦的记忆就是每天好多作业还经常罚抄书。今天路过,顺便进去看看还是很多儿时的记忆,还遇到我以前的老师。十几年过去了,老师们都还记得我,一下就能喊出我的名字……”,一位网友在一篇文章后留言说,“冯校长是我读四年级的班主任,一晃就二十五了。”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38.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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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外马三小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爱岗敬业、奋发进取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业优秀百年阳光,百年风雨,百年老校,百年人文积淀——外马三小秉承“崇文、立德、和谐、健体”的校训,坚持“一切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主动发展”的办学宗旨,以科学发展观创特色,以特色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外马三小在1994年12月获评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4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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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外马三小全面构建校园防护“平安墙”深入开展校园安全宣传与教育专栏记者了解到,身为汕头市优秀校长的冯玉銮介绍说,游泳、武术、机器人是外马三小的三大特色品牌。学校游泳队成立于1971年,已有40多年的历史。自1995年至今,连续二十多年参加汕头市青少年游泳锦标赛,均获团体总分第一名、金牌总数第一的辉煌成绩,参加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游泳比赛,团体总分名列全省前茅。在全国和广东省举行的武术、机器人和科学类项目的比赛中,外马三小学生经常摘金夺银,屡获佳绩。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4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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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2018年9月10日 第34个教师节 外马三小举行了形式新颖
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学校办学特色明显,以科学发展观创特色,以特色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学校先后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广东青少年科学教育特色学校”、“汕头市文明单位”、汕头市巾帼建功立业标兵岗、“汕头市园林式单位”
“汕头市绿色学校”、“汕头市德育先进单位”、“汕头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等光荣称号。外马三小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一支德才兼备、爱岗敬业、乐于奉献、奋发进取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业优秀、特长突出、全面发展的学生,取得了显著的办学业绩。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4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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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第34个教师节
美丽的校园里教师们神采奕奕,学生们文明有礼为辛勤的老师们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从昔日的同文学堂到如今的外马三小,百年老校历经世纪风雨,砥砺前行;培育万千桃李,薪火相传。外马三小相伴同文学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成为汕头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2018年9月10日,第34个教师节,外马三小举行了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美丽的校园里教师们神采奕奕,学生们文明有礼,为辛勤的老师们送上一份诚挚的祝福!“浓浓师生情,满满都是爱”!微信图片_2018091709405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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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外马三小秉承“崇文、立德、和谐、健体”的校训,坚持“一切为了全体学生的全面主动发展”的办学宗旨
以科学发展观创特色
以特色带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同文学堂,留给后人许多珍贵历史,文化信息,直接体现中华民族的血缘伦理,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同文学堂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人文景观,在繁荣、昌盛、复兴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担负着传承民族传统文化、颂扬先辈功德、缅怀前辈亮节高风、激励后辈奋勇拼搏的使命!文/魏炯才根据相关资料编辑本主题由
归航-缅甸 于 2018-9-17 14:42 生成文章

内容摘要:然而,由于各省宣讲所在数量和质量上参差不齐,官方规定的宣讲规则、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宣讲员匮乏和经费不足,官员贪渎和外国势力干扰等限制了宣讲所功能的发挥。一、宣讲所的设立宣讲所设立于何时?第三,政府开办宣讲所时订立了宣讲规则,本为更好的约束宣讲所中的宣讲员和听众,达到宣讲的效果,但过分严格的规定会让人望而却步。文中列表称1907年贵州的宣讲所数是167,宣讲员是235人,
1908年宣讲所数是1169,而宣讲员是1106人,到了1909年宣讲所数是1167,宣讲员是1056人,也就是1908年,
1909年每个宣讲所还均不到一个宣讲员。

关键词:晚清“新政” 教育改革 晚清政府

关键词:劝学;申报;教育;学部;设立宣讲;演说;开办;经费;学堂;书目

感谢王晴佳、欧阳哲生、范鑫及导师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和余凯思(Klaus
Mühlhahn)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作者简介:

从1901年到1911年的清末“新政”,对20世纪的中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历史学家已多次提出并回答了这个问题。然而,他们关注更多的是:“新政”对清朝的命运有何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不言自明——1911年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也结束了帝制统治。其实,清末“新政”对于清朝本身和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显然有别。而注意这一区别,或许能对“新政”的历史地位,给出一个不同的解答。16年前,王国斌(R.Bin
Wong)对用“目的论”的方式解读晚清历史提出了警告。①不过,目的论式的考察,又让人看到“新政”正面的历史作用:正是“新政”编练的新军发起了辛亥革命,也正是“新政”建立的新的教育体系解除了中国精英人才同政府之间的关系②,让中国学生在国外接受革命思想。由此而言,“新政”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它为20世纪中国政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的写作目的,就是要从具体事例出发,讨论“新政”作为一种政府行为的成败。

  摘
要:宣讲历来被当作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开始对原有的宣讲加以变革。1906年《学部奏定各省劝学所章程》的颁布,宣告了宣讲所的成立,也标志着宣讲进入制度化和功能转变的新阶段。就宣讲所在各地的设立情况而言,除京畿地区较早提倡设立外,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中西部地区,江浙、两广等沿海地区,奉天、吉林、黑龙江、新疆、蒙古、云南等边疆地区也都相继建立,但发展情况各有不同。就宣讲的内容而言,主要以宣传国家和地方政策,教化人心,开启民智为主,在地方自治付诸实施后,宣传新政特别是地方自治成为另一项主要内容。清末的政府宣讲既是一种道德教化,同时也具有社会启蒙与政策宣传的功能。然而,由于各省宣讲所在数量和质量上参差不齐,官方规定的宣讲规则、内容有一定的局限,宣讲员匮乏和经费不足,官员贪渎和外国势力干扰等限制了宣讲所功能的发挥。

“新政”的教育改革中,清政府运用了一系列“技术”来塑造自己一个新的形象。比如用课程安排与学堂章程来规定教学内容、教学时间、教学方式、师资队伍以及教学对象;利用数据统计与问卷调查来控制章程的遵循情况等。这些做法在当时收效有限,加上清朝不久便灭亡,因此这些措施,在学界评价不高。一言以蔽之,这是一个关于在辛亥革命中大清帝国是如何走向灭亡的故事,而“新政”无非是这个过程中唯一、也是最后一次孤注一掷的徒劳之举。③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新政”的教育改革,引进了地方自治机构,才是“新政”较为持久的遗产。④

  关键词:清末 宣讲所 劝学所 学部 地方自治

不过,20年前任达(Douglas
R.Reynolds)就指出,“新政”对于20世纪的中国行政体制建设来说至关重要,影响持久。⑤最近,李怀印、关晓红、理察德·霍洛维茨(Richard
S.Horowitz)、朱莉亚·施特劳斯(Julia Strauss)以及樊德雯(Elizabeth
VanderVen)等学者也都质疑“不可避免的帝国衰退”说。⑥而王国斌等学者则通过关注不同地区的不均衡发展,从另一个角度强调“政府”有其结构特性。⑦雷莎蓓(Elizabeth
Remick)写道,自晚清以来,地方政府便开始接手以前由地方精英管理的职能。⑧因此,她质疑冉玫铄(Mary
Backus
Rankin)的“精英行动主义”的延续性。事实上,“虽然许多地方精英为学校做出了努力,却仍未建立统一的教育体系”。我的研究表明,在1900年后,清政府和地方精英在教育改革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这类似于黄宗智所提出的“集权的简约治理”的体系,其中乡绅履行了准官员的职能,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第三元”。因此,“新政”时期的中国,既经历了中央集权帝制统治的崩溃,也见证了近代政府的崛起。⑨

  作者简介:苏全有(1966-),男,河南省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教授,图书馆馆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906年,新成立的学部在一封奏折中提出了五项“教育宗旨”,即: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实。这五项宗旨是政府希望通过新的教育体系传递的核心价值观。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作者之一荣庆(1859—1917)认为,前两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而后三项却在当时完全缺失,且是国家未来发展急需的品德。⑩但是,要落实这些价值观,需要如汤若杰(Roger
R.Thompson)所提出的“社会动员”和“政府建设”两大力量。前者倚赖地方人力,后者代表中央政府的宏观控制。清朝官员也明了,这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新政”的问题在于,清政府一方面试图通过教育改革,发挥近代国家政府的作用,希求通过统一教育来统一国家;但另一方面,它在资金筹集上却又不得不继续保留原有的模式,即依靠地方精英的合作及财力支持。庚子赔款以后,国库虚空,更是如此。

  宣讲历来被当作教化民众的重要手段,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清政府对原有的宣讲加以变革,建立了宣讲所。目前学界关于清末宣讲所的研究尚不系统,相关的成果多见诸于有关社会教育的研究中,主要有台湾学者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该书论述了宣讲所的发展概况、内容以及设立宣讲所的机构[1]65-93。刘正伟的《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2]262,书中涉及了清末的江苏宣讲所。台湾学者王尔敏《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回顾了清代宣讲的发展过程,并论述了晚清以来西方传教士以及太平天国、知识分子的宣讲活动,但没有涉及宣讲所[3]。裴文玲的《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一文列表阐述了1907-1909年间全国宣讲所设立的情况和各省宣讲所的经费收支状况,介绍了宣讲所举行宣讲的时间[4]。刘晓云的《清末北京地区宣讲所述评》论述了北京地区宣讲所的创办、宣讲的内容、宣讲员的培训以及宣讲的场合和地点[5]。韩艳明在《清末直隶教育行政体制研究》一文中认为宣讲所是由劝学所设立的,并介绍了直隶地区的相关规定[6]。吕晶的《清末直隶社会教育探究》认为各种学会组织的演说是早期的宣讲形式,而劝学所成立后,宣讲被作为一种普及教育的形式而被广泛采用。此外还介绍了直隶宣讲所的数量,宣讲的内容、时间、宣讲所的经费来源以及宣讲所开展的其他活动[7]。

为了论证在“新政”时期,除了社会动员外,政府行为也举足轻重,下文将着重探讨从广东汕头和嘉应的城市案例研究中的一些实证发现。广东曾参与第一次鸦片战争,建立了一些由绅士领导的组织。在康有为(1858—1927)看来,正是这些组织使得地方自治可以也应该最先引进广东。广东的几任总督都是进步人士,对现代化事业更加开放,因此在政府建设方面,广东也显得格外突出(这一点支持了雷莎蓓关于地方政府的论述。不过,本文将首先简要介绍一下教育改革期间社会动员的作用,然后再将重点移到本文的中心论点,即强调国家在政府建设方面做出的努力。

  上列著述是对清末宣讲所的开拓性研究,其存在的问题如下:第一,相关研究不充分,深化的空间巨大。如刘正伟的《督抚与士绅:江苏教育近代化研究》一书是在论述江苏教育近代化时附带提及清末江苏的宣讲所[2]262;刘晓云的《清末北京地区宣讲所述评》局限于北京城区创办的宣讲所,就连同属顺天府管辖的五州十九县都没有涉及[5];韩艳明的《清末直隶教育行政体制研究》介绍了直隶地区有关宣讲所的规定,但却是一带而过,比较简略[6]。第二,由于研究资料等的局限,对宣讲所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如李孝悌认为《黑奴吁天录》等“富有时代意义的题材”乃宣讲员的自作主张,而事实则恰恰是清政府《学部采择宣讲所应用书目表》中规定的书目[1]65-93;裴文玲的《清末新政社会教育述论》列表阐述了1907-1909年间全国宣讲所设立的情况和各省宣讲所的经费收支状况,但其文中提出“1907年,除安徽、四川、广东、甘肃、新疆五省外,其余各省均已设立了宣讲所(奉天、黑龙江、湖北三省设立的未列出)”[4],事实上,除安徽外,四川、广东、甘肃、新疆五省在1907年已设有宣讲所;吕晶在论述直隶地区的宣讲所时,将官方与民间所办之宣讲所混为一谈,实际上多数关于宣讲所的规定都是针对官办的宣讲所提出的,并不完全适用于民间创办的宣讲所[7]。

一、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教育改革

  总体而言,学界虽对清末宣讲所有所触及,但宣讲所究竟都由哪些机构设立?分为哪些类型?特别是政府在各地设立宣讲所的实际情况,宣讲的书目、内容,实际的效果等,均缺乏系统的论述。就研究的史料而言,大量记录宣讲所的报刊与地方志等资料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以致对宣讲所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笔者之所以著是文,基因与此。

在清政府诸多社会动员的策略中,道义感召十分重要。上文所提到的五项教育宗旨中,“尚公”最为突出。在荣庆看来,“尚公”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关键,是振兴中华最重要的根基。《广东教育官报》的第一期即用图表解释了“尚公”的含义:尚公即“合群之公德”。根据荣庆的奏折,中国人需要的是“相亲”“相恤”“相扶相助”的情感。他认为这些情感都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传递。因此,在新建立的学堂中,这些价值观贯穿始终修身课、历史课和地理课。而修身则是所有课程的重中之重。在认识到公德的重要性之后,荣庆希望学生能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做到“爱国如家”。但是,“公德”课程不仅局限于课堂。这项宗旨不仅要求学生“尚公”,也旨在改变每个人的态度。荣庆明确提出,希望在改革中将这些“自私自利”的官员和学校管理人员转变成学生的楷模。因为要推行教育改革或其他改革,无论是捐款层面还是地方倡议层面,政府都需要公德心的支持。

广东东部通过社会动员建立新学堂时,“公德”之说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绅商的巨额捐款。虽然根据清政府的数据统计,乐捐仅占到总支出的6%。但是有两点非常关键。第一,考虑到晚清知县的记录习惯,再加上数据收集不足,我们无从知道到底有多少捐款被隐藏在“公款”这一大项中。第二,存在区域及个体的差异。例如,张小莉通过分析直隶省的证据得出,在“新政”时期,用大额教育捐款来换取官衔,奖章等的地方精英的数量骤减。而魏明枢则估计,20世纪前半叶,嘉应州多达80%的小学和中学都是通过华侨的捐赠而建立起来的。不同省份间的差别在1909年的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中有非常清楚的反映:直隶省几乎40%的学校资金直接来自官款,而广东只有18%。与此同时,广东公款占学校总支出的41%,而直隶省却只有6%是公款。

个人名望、关系和努力也影响了筹资的过程和效果。以下是改革家兼诗人丘逢甲(1864—1912)的例子,他于1900年在汕头创办了一所以改革为主导的学校,即岭东同文学堂。自1900年到1903年,岭东同文学堂共收到捐款约10000两。其中只有1233两由汕头当地商人捐赠,一半以上来自南洋的客家华侨。但这些捐赠并非凭空而来的。1900年广东省政府派丘逢甲到南洋视察。他把这次视察变成了一次集资之旅,游说新加坡和其他地方的侨商支持办学。

在集资过程中,报纸亦有作用。1899年12月,最初的《学堂章程》发表于澳门的《知新报》,附在丘逢甲的文章后面。丘逢甲在文章中强烈呼吁“潮州同胞”和全国各地同胞给予新学堂资金支持,并加入到救国救民的行列中来。1900年春天,丘逢甲在英属马来亚的锡矿之都怡保向潮州移民发表类似演讲,其演讲文稿发表于新加坡的《天南新报》。同年三月份,丘逢甲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了《学堂章程》的附录,明确处理华侨捐款事宜。新章程是关于提高捐款的透明度和安全性的,旨在取得资金支持。第六条规则指出,所有来自汕头以外的捐款必须首先移交到港口最受尊敬的绅商手上,并交由他们管理。第二步,善款会在几家值得信任的地方银行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与此同时,捐款人及捐款额度都会在当地报纸上公布。年底将把说明收支状况的月财务报表做成征信录,并予以印刷,以便公众阅读。

但是,捐款并非仅来自侨商和地方商人。官员也对办学提供了财政支持。但这些支持是以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还是以私人身份,我们不得而知。在晚清,情况更加复杂。两广总督陶模属于第一类,因为丘逢甲同他接触之后,他下令地方道台同汕头商人谈判。因而岭东同文学堂可以免费使用外马路上一座属于同庆善堂的建筑,据说此建筑价值10000两。但是,道台丁宝铨所给的21140两到底是来自他自己土地的租金,还是国家土地的租金,仍无定论。另外,三个知县每人所捐630两的来源也不得而知。学堂有300名学生,每年6000两的预算几乎全是由官员和商人的善款支付。

“新政”时期,吸收海外华侨的巨额捐款并非汕头教育界的唯一创举。商人陈雨亭曾于1905年支持过岭东同文学堂,他也决定同英国长老会合作办学。经费几乎全部由他承担。1905年陈雨亭花费超过10000两购买了30亩地,又花费10000两建造“汕头华英学校”校舍。然而,学校却主要由英国长老会传教士管理,英国驻汕头领事馆则担任校董会的主席。丘逢甲的朋友黄遵宪(1848—1905)是一位外交家、革命家以及诗人。他曾帮助推动戊戌变法,在变法突然结束后,他被迫回到祖籍所在地嘉应。黄遵宪也依靠同胞的慷慨捐赠在嘉应创办了东山师范学堂。他自己带头捐赠2000两。其他四位捐赠者每人捐款5000两。

嘉应的地方富豪也同外国传教士合作办学,但效果不佳。1902年,吴登初和黄墨村两位绅士将其新加坡生意中的部分收入捐给了嘉应的西学学堂。他们同基督教巴色差会传教士马谟鼎和淩高超签订合同创办务本中西学堂,并于1903年2月27号正式开学,四人均担任学堂总理。但是,由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中国人,而外国传教士却担任教师。仅仅一年,双方就因课程安排中宗教的位置和学校的归属问题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了合同的解除。

与此相反,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原“务本中西学堂”却办得如火如荼。1904年学堂出版新的《学堂章程》。两位创始人的一个朋友撰写了章程前言,表示他以及他其他移民到东南亚的客家朋友将会重返家乡或者寄钱回来兴建学堂,培养人才以帮助故乡。海内外捐款超过100两的捐赠者的名字将被刻在学校的石头上,捐款超过1000两的捐赠者将会被画在布告板上,另外还可以送两个孩子来上学。

道义感召以外,承诺授予社会荣誉及建于1906年的劝学所的工作,也不能忽视。1906年5月颁布的《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便规定,“遇绅商之家,劝其捐助兴学,裨益地方……绅富出资建学,为禀请地方官奖励”。故政府不仅呼吁地方爱国主义,同时也通过承诺奖以荣誉和头衔来鼓励积极的行动。这种经久不衰的模式也曾被用于鼓励在劝学所担任劝学员的绅商。如果他们表现良好,那么就可以“记功”,年底即可上报省里的提学使,给以他们奖励。官报则是另一种政府传播其道德思想的工具。1910年出版的《广东教育官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人捐助学费之公德”的文章。文中讲述了美国人为高等学府筹资的举动,为中国的有钱人树立了光辉榜样。文章在提及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时总结道:“公益事业必非一人独立可办全恃大众知识方可期于成功。”

劝学所定期举办宣讲,并宣读“尚公”原则。这些宣讲效仿了康熙皇帝圣谕广训,而在内容上则注重说服父母送子女去新式学堂读书,所用文章既有张之洞的“劝学篇”,也有对欧美学校的描述,像诸如《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流行小说。其实,在劝学所正式成立以前,一些乡绅已经开始进行此类宣讲,借此教育大众。或许,清朝学部已经清楚自己强制地方实现教育改革的能力非常有限,因而打算通过宣讲来说服民众。故劝学所五大工作原则中第一条便是“婉言劝导,不可强迫”。

上述事例说明,“新政”十年间地方学校的改革,的确像是一个“社会动员”的故事。但是我认为,这个故事的叙述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清朝政府在其中不断改变的角色和形象。下面我将用不同的材料,指出在动员地方筹资并管理学堂的同时,中央和省政府如何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地方力量产生的互动,并进而改变了政府的形象。

二、打造政府形象及其作为

以传统而言,清政府的确希望各地乡绅能承担为学校筹资的重任。但如果我们像鲍雪侣(Sally
Borthwick)那样认为朝廷已经“忘记”了筹资事宜,却是不正确的。荣庆和张之洞等人十分清楚,无论是政府还是省政府都资源紧缺,无法接管学堂融资事宜。他们预见到地方为了自身利益,总会找到支付学校教育费用的方法。因此,虽然学部并未采用现代会计体系,也缺乏财政监管,甚至必须在辛亥革命前不久削减支出,但同时,由地方出资支持的公立学堂却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

这种发展趋势似乎验证了“新政”时期,清政府控制力量削弱的说法。但也有些重要的反面例证。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地方学堂的确很少继续在执行国家认可的课程设置。但是,岭东同文学堂的情况则说明,按照学堂筹资的新模式,将学堂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之后,虽然只有官立学堂由国家出资,但政府仍然有权要求所有学堂严格遵守课程安排。这是因为,虽然有地方的慷慨捐助,岭东同文学堂这所公立学堂却一再遇到经费问题。为保证学堂未来资金充足,丘逢甲早在1902年年中即请求总督陶模将岭东学堂变成官立学堂。丘逢甲于1904年三月辞去学堂总理,该学堂的性质却依然是公立学堂。根据1904年有关学校经费的规定,官立学堂与公立学堂的区别就在于,官立学堂是由官款支持,例如税费、国有土地租金等,而公立学堂由公款(如绅商的收入—租金、买卖收益等)支持。私立学堂则只由一人支付费用。但问题却是,这三种学堂,利用的都是地方资源。这就促使学校创始人必须寻求其他资金来源。

1905年1月,在学堂被认定为“官立学堂”前,学堂临时总理都保证要遵守清政府制定的新教育法。由于成为官立学堂可以得到国家资助,收入来源变得更为可靠,同时毕业生也有权申请去京省大学学习,为此岭东学堂在1905年1月根据1904年的新法规重新制定了《学堂章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学堂的最初布局。岭东学堂成了一所中学,小学和蒙学都被关闭;在课程上增加了博物、物理、化学及官话(在此之前,学校是将讲潮汕话和客家话的孩子分开教学的)。还有,已入学的学生不必按照新规参加入学考试,但自此以后,学生都必须参加入学考试。当然,新的《学堂章程》也并非是处处遵照清政府的新法律,因为国家法规有足够的余地让地方自主。譬如,虽然岭东学堂引进了官话这一新课程,却仍然保留用潮汕话或客家话教学的权利。同时,虽然新规规定中学的平均规模为500名学生,但岭东学堂的新章程指出目前该学堂只能容纳80名学生。不过,由于学堂愿意尽可能地遵守新规,这一付出在经费上得到了回报。1905年1月,由于学堂“应作为官立学堂”,总督和学务处在保证资金充裕方面给予了帮助。随后,由于向农民征收附加税收失败,道台从前韩山书院和金山书院的土地租金中各拨给了学堂1070两。1908年与1909年,广东善后局每月支持岭东学堂70两。

黄遵宪认为,成功重塑中国教育蓝图的关键在于培养更多受过近代教育的教师。因此,他在嘉应创办了东山师范学堂。学堂最初的章程明确遵照1904年的新教育法,将学校定义为“初级师范简易科”,目的是用一年的课程培养小学教师。学堂依照的是《初级师范学堂章程》的第四条和第五条。虽然长期目标是四年制,但在教师培养的初级阶段,这些条例允许在培养足够多合格教师前将学制缩短。120名学生分成两个班,由五名教师教授。这五名教师都曾被黄遵宪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回嘉应后开始从事教师工作。学生人数严格遵照《教育法》第二节第二条的规定,每班最多60人。按照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已经通过科举考试的最低级别的考试,且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东山师范学堂的规定则把限制放宽到20岁到30岁的男子。在经费方面,如上所述,学堂依赖捐赠,因此其性质是“公立学堂”,每年花费为3500两。按照法律规定,学生不用承担学费,但须支付食物,照明、纸张和书本等杂费。

上述事例可以说明两点:首先,广东东部地区的学堂筹资是一项非常艰巨且模糊的任务。这归因于政府和省政府的财政困境,以及缺乏相关明确法规。使得学校管理者必须去寻求别的资金来源。其次,岭东同文学堂的学堂总理们渴望将学堂转变成官立学堂。这点表明,虽然国家对学堂融资的法规不全,但是对地方发展的确带来了影响,激励了学堂更好地遵照国家有关课程安排的规章制度。樊德雯指出,华北和东北在实施新的学堂体系方面,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友好”,但华南显然也有这种合作。

清政府努力贯彻其教育法规的同时,也用采集数据、加以整理统计来加强管理。在“新政”颁布以前,清帝国就曾一度想要依靠精确的数据信息来做决策。保守派和经世派都追求“实事求是”;“考证”法也一直运用于格致学中。“新政”时期,负责收集信息和汇报信息的机构变得更加协调、正规和庞大。政府那时更感兴趣的是社会事实和社会类别的建立,而教育统计和调查就是这种趋势的最佳例证。

除了由外国人主导的海关发布的贸易数据外,1907年的教育统计图表是中国第一份近代统计数据。因此,学部成为第一个通过省分支机构,甚至县机构来深入到地方,渗入到每个村庄挨家挨户进行调查的政府机构。两年之后,人口调查也开始深入到地方,社会调查运动由此发端。更准确地说,由于“新政”在监管和控制方面的新主张,中央政府官员不再满足于已有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他们认为教育管理机构不能只去收集学校和学龄儿童的数据。广东提学使在1907年给地方官员发放的第一拨用于收集教育数据的调查问卷,因此有17份表格。第一份是学区分画表,既包含学区所属县的名称,也包含村庄、家庭数量和学区规模。鉴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条件了解得太少,他们还要求地方官员提供学区与临近城市的距离,以及“四至”距离最近的知名区域。

1906年11月,学部命令所有提学使将每个县划为多个学区,要求了解更加详细的信息。比如新学区隶属于哪个府、哪个直隶州、直隶厅、厅、州或县?又与哪个厅、州或县相邻?学区里有哪些水道、马路、港口、铁路、电话线和山峰?有多少民户,多少旗户,多少其他少数民族?有哪些宗教组织和职业群体?这个学区纳粮、纳税、出口贸易、森林、盐田、动植物、矿产资源及手工艺品等情况如何?在这个学部文件的19个问题中,只有第16题触及教育本身,即关于该地区学校状况的。这是因为,学部希望扩宽对地方事务的兴趣。他们与地方官员交待:“地方一切事宜与教育有关系者亦自不少”。

为何相比实际的教育事宜,学报更注重当地地理情况?这首先需要简要了解制图法的发展。1906年,中国大部分地方都没有基于西方三角法画出的精确地图。19世纪80年代《大清会典》的编纂是迈向详细、综合地图的第一步。当时中央政府要求所有省份基于量度制绘制领土地图,包括比例尺为1∶200000的县地图。但即便如此,广东省绘出的地图似乎也不够详细。调查局和提学使还是无法准确定位镇、村和学堂。1900年后的“新政”才真正让政府官员知道,准确的地图与数据同样重要。因为学部所发放的问卷是由上到下的,希冀通过向全国,至少是全省发放统一标准的问题来收集数据。这样的做法增强了“国家效应”。1900年前,如果没有某个县的天主教信徒数量、某些水道、某种动物或最常见的职业等方面的信息,并无大碍。但1900年以后清政府开始强调规划,鼓励官员了解以上和其他的信息。例如在1906年,学部为了建立学区,强调官员需要确切的信息作为规划的基础:“急应切实调查,以资筹划”。

再者,“新政”也重视务实行政。在创建学区时,学部要求地方官员无须浪费时间发明新的行政区划名称,只需运用现存的名称即可,如“都,团,营,图,镇,堡,乡,铺,庄,屯,路,村,甲或里”。1909年,广东调查局在调查问卷前言中写道:地方官员“偶有不能解释者可以直向本局询问商榷”。这项工作的开展,简化了以前繁琐的八股公文规定。送到调查局的问题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公牍”“书函”“行草作书”,“均无不可”。每个问题都会得到详尽答复并立即返回,因为“各属调查计者实已不遗余力”。这种放弃严格公文规定的做法,我们可以视其为一种理性化。我们也可以像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与邓嗣禹(Ssu-yüTeng)那样,将这种不太正式的公文习惯视为“打破传统术语的例证”。总之,行政风格变得务实了。调查局官员意识到采集新的数据,对地方官员带来了挑战,但也看出中央与地方,由此而联系得更为密切。

在收集基本地理信息和社会信息的同时,统计数据的搜集工作也开始进行。学部督饬司员每年都会印制纸质统计表格,然后把表格分发给每个省份的提学使,提学使再发给每个学堂。学堂应该填写表格,并将表格返回至北京学部,然后由学部整理数据,印制1907年、1908年和1909年全国教育统计图表。这些表格包括详细的学堂财政账目、学堂数目、学生人数、毕业生人数等等,有助反映整个国家的教育情况。填写这些彩色图表是为了强调哪些省份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并因此激励所有省份下一年取得更好的成绩。顾有信(Joachim
Kurtz)在研究逻辑哲学的书籍中指出,运用彩色图表让官员掌握关键信息,代表了20世纪早期中国科技出版物的创新。

由于当时不仅学部,而且其他部门也都开始收集数据,学校方面有点不胜应付。1911年广东省资政院议员胡家祺因此敦促政府减少这类问卷。他说目前学部和提学司发放的表格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十张,也就是说每年、或半年、甚至每月都要交这么多表格,有时甚至每张要交8份。这些表格的内容又各异:同样是问财务,所问的账目却不一样;有的机构要求分别提供老师和员工的名单,有的机构却要求把它们放在一张表格里;有的要学生总人数,有的却分别要新生和老生的人数。把所有的表格填完后,老师们都非常疲惫,不再有精力来备课。另一问题是,旧式的乡绅不经培训,无法填写详细问卷的新任务。例如,广东提学司曾埋怨一位嘉应的学堂总理,说他提交的课程大纲是其才教了三年的课程,因信息错误百出、前后矛盾。

因此,1903年广东省设立“学堂人员练习所”。各州各县的乡绅可以申请为期4个月的培训课程,包括官话、学堂治理与筹资、教育史、教育学和统计学。乡绅们结业后回到当地成为新学堂的学堂总理或学堂监督。学部后来把这些培训变成了每个学务公所官员的必修课,官员们每周必须上三节以上的课。而授课教师中既有中国也有外籍教师。这些课程只是“新政”期间,各级政府培训官员掌握新管理技巧的诸多手段之一。不过,练习所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1908年,本应为练习所支付培训费的广东学务处会计科就其严峻的财务状况出版了一个报告。据估计,临时资金需求高达550000两。为了使该科能够继续工作,该报告要求学堂总理和其他人员收集和呈送尽量精确的数据,使在当时的情形下支出规划更合理一点。

尽管存在问题,但作为政治决策与政治规划的基础,统计学自1908年开始成为清政府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比19世纪欧洲的进程要快得多。1907年在某县收集学龄儿童数据的例子,能看出清末“新政”期间统计数据的详尽。为了填写“学籍调查簿”,广东提学司要求劝学员和绅董与当地的裡正或族长去每个村子挨家挨户拜访。他们要收集每个家庭的每位家长的信息以及学龄儿童的人数(男孩:6~12岁;女孩:6~10岁)。每一个儿童的姓名、年龄、性别都要一一记录,还要记录他们此前是否上过学堂或私塾,如果是,上过多久;如果不是,为何不上:是附近没有学堂,还是家庭负担不起,或转而去学手艺了等等。

由于这些是首次由政府整理,并在全国范围内统计调查得来的数据,故当代的史学家都乐于使用这些数据,虽然对其可信度,存有怀疑。但我认为,可信度的问题本身使得这些数据更有意思。就拿《广东教育官报》出版的全省劝学所的数据来说,每次都有很多空白没有填写,涉及劝学所总动和劝学员薪水时更是如此。他们拒绝提供这些信息;没人可强迫他们改变。有一张涉及1908年整个广东省学堂详细情况的表格更能说明情况,这张表格中空白的数目远超出填写的数目。这些不完整的表格,让人印象不佳。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国家效应”。正如詹姆士·斯科特(James
Scott)所说,“国家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体现国家正在使用的监管手段;统计数字便是其中之一。“新政”要求地方填写这些表格,表明清政府还是一个凌驾官员之上的独立体。当时的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这种矛盾:统计学的使用既证明了清政府的现代化,也说明了它的脆弱性。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于1911年就此写道:

到目前为止,整个国家的教育状况信息还非常不完整,下文将引用数字说明这一点……但是,虽然目前这个体系效率不高,但其在如此短时间里完成这么多事情仍然让我们感到惊讶。

三、结论

本文想指出的是,在“新政”教育改革中,不仅地方的“精英行动主义”获得了更多的控制,各级政府的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这不仅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树立了榜样,也在当时获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清朝不久覆灭,因此这些成就不被关注。当然,“新政”的教育改革,并不都成功。广东东部地区事例所显示,“新政”的教育改革,忧喜参半。忧的是,国家实施新教育法,为的是实现为全国的学堂体系筹资的宏伟目标(长期目标是义务教育体系)。由于法律在资金筹划方面没有明确规定,因此成效不大。但喜的是,为了变成官立学堂而获得更多政府的财政保障,学堂总理们努力并严格地遵守和执行了新教育法。

更重要的是,“新政”时期,学部开始采集数据,有利于政府扩大其能力范围。1907年到1909年间三大全国范围的教育数据调查取得了成功,并随后得以出版。其彩色图表让人印象深刻,显示清政府对其疆域有详尽的了解,因为在教育之外,这些调查还收集了众多地理和社会的信息。当然,官员在收集和提供数据时面临的诸多困难:有些学堂总理声称不能理解这些表格,其他人则抱怨表格太多、太复杂;有的人则干脆拒绝填写表格。不过,中央政府并未因此而消极怠惰,相反,它一次次地介入并设专门学堂,对官员以及学堂人员进行系统培训。同时,省里的教育官员也积极帮助那些参与信息收集的地方官员,要他们采取务实的态度,摒弃之前的八股公文。这种各级政府与地方之间的“积极合作”,使得后者受益不浅。同时,中央政府也获得了同等的好处:从知县到学部,政府因此建立起一种即便不完美,但也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形象。这正是各级政府一直追求的目标,也为以后的政府建设,打下了一个基础。

作者简介:郁汉友(Hajo
FrK3Y703.jpglich),男,德国柏林人,柏林自由大学汉学系研究助理,汉学博士生。

注释:

①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4-156.

②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③Peter Zarrow, “Introduction: New Discourses and Everyday Life in Mo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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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张海鹏、李细珠:《新政,立宪与辛亥革命,1901-1912》,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6页。

⑤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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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R. Bin Wong, “Confucian Agendas for Material and Ideological Control in
Modern China”, in Theodore Huters, ed. , Culture & State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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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25.

⑧Elizabeth J Remick, “The Significance of Variation in Local States: The
Case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34, 4 , p. 403.

⑨Philip C. Huang, “Centralized Minimalism: Semiformal Governance by
Quasi Officials and Dispute Resolution in China”, Modern China, 34, 1 ,
pp. 23-25.

⑩《奏陈教育宗旨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47、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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