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会议精神的现实意义和深入启示,党建视界下曲靖会议的市场股票总值及意义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当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的时候,在深深感到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贡献无比之大的同时,也体会到遵义会议形成的遵义会议精神对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启示。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 1

编者按: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2014年12月13日,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遵义师范学院在遵义联合举办“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座谈会”。会议主办方从近百篇征文中,遴选部分论文结集出版《遵义会议研究》,该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的入选论文。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极端艰险的条件下,先后实行战略大转移,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雪山草地的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险,完成了跨越十四个省、行程数万里的长征。长征的胜利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而它凭借的是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伟大的长征精神、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以及广大群众的支持。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领导集体的初步形成,是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红军抵达陕北后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重要保障。

遵义会议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坚持实践标准、积极追求真理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民主团结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觉勇于担当的精神。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图为遵义会议会址。 新华社发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在严重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作风、能力、方法和传统,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仍具有价值和意义。

邓小平曾指出,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第一,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实际出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统一,深化认识、探索和把握“三大规律”。

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我们纪念遵义会议的召开,学习和弘扬遵义会议精神,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党的历史决议所下的判断和结论。因为,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奋斗了28年。28年一分为二,中间的坐标正好是遵义会议,它成为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以这个节点来分界,向前看是党早期14年的历史,向后看是党14年走向壮大成熟和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前14年,我们党曾遭受两次重大历史挫折,一次是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第二次失败使我们党和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几乎陷入绝境。正是以遵义会议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从这里重新站起,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和核心从这里开始逐步形成,我们党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克服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先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历史的必然!正确解读这段历史,明确揭示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和必然,正是我们今天纪念遵义会议,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的目的所在。

一、遵义会议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精神状态和危机管理能力,把中国共产党从危局中挽救了出来。

红军主力长征前,中央苏区的发展态势一直很好。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连续取得了“四破铁围”的重大胜利,中央苏区由此进入鼎盛时期。但是,由于博古、李德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经过湘江战役,红军86800余人的部队仅剩34300余人,伤亡过半。军事将领们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上,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放弃原定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周恩来主持会议并支持这一主张。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克黎平后,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精神,革命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精神,革命事业就会陷入曲折。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是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不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所导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并实现转危为安的大转折,就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胜利。无论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特别是对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的人事调整、结束错误领导,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遵义会议为什么能成功召开,为什么能产生如此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和总结,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集中制和党指挥枪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严重危急关头,以解决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为目标,主动探求挽救革命之道的行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与担当精神和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这种务实与担当精神和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严重危机中挽救出来。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批评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同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会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遵义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5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上的帮助者。由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此后毛泽东作为政治局常委被确定为党中央的军事负责人。由此,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在这个领导集体中,毛泽东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是党的十八大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作出的战略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包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主要内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胜利构成的统一体。这是宏伟的蓝图,也是崭新的事业,机遇与挑战同在,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和精神,才能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

实事求是是根本

第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务实与担当精神的深刻体现。遵义会议在解决中国革命最紧要问题的过程中,处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务实精神。中国共产党把军事和战争问题作为遵义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便是务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军事问题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只有先解决好这一最紧迫的问题,党和红军才能生存下来,才能谈得上继续发展。如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涉及面太广,将很有可能使会议陷入无谓的争论,从而不能就当时最紧迫的问题达成共识。对于此点,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有着深刻认识。毛泽东曾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周恩来曾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

遵义会议后,在中央正确的领导和指挥下,红军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很快在军事上打开局面,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第二,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实践权威,积极追求、探索、服从真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遵义会议的第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时我们党还没有对其进行概括和提炼,但是,遵义会议贯彻了这一精神,会议的各项决定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遵义会议前党内曾一度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如果继续照搬教条、照套本本,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严酷的现实摆在党的面前。遵义会议前的湘江之战,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会后的四渡赤水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照,活生生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遵义会议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同时,中国共产党面对革命危局,既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消极逃避,而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使命感,主动纠正自身错误。毛泽东作为“左”倾路线的受害者,在革命危急关头,没有消极沉沦,牢骚抱怨,更没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勇敢面对中国革命挫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带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挽救革命、挽救红军之道,拨正革命航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担当精神的高度体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不同意中央北上方针。中央为了团结张国焘,避免红军分裂,先后任命他为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随后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报告,并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确定了红军“北上东进”的方针。但张国焘仍坚持率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中央果断决定率红一、三军团脱离险区,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坚定不移地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和全党的团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军事战略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是由某些人主观说了算,应由实践来检验判断。博古、李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实行阵地战、堡垒对堡垒,消极防御,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是,博古、李德并不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造成的。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拒绝批评,不承认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用事实说话,用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教训来说服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军事战略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支持,对博古、李德的“左”倾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事实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独立自主是关键

第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危机管理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集中展现。遵义会议召开时,党和红军所面临的危局可谓千钧一发,既急又险。这种局面极度考验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检讨能力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能力。遵义会议的召开及成功,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能力。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临危不乱,以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镇定,既具战略远见,又富策略艺术地妥善处理了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确立了正确的军事和组织路线,最终力挽狂澜,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12月25日,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但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之中,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思想理论界和社会生活中,有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想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这是来自“左”的倾向;另一种是企图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这是来自右的倾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向着新的目标,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继续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实践反复证明,“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来说,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是一个至关重大的问题。对此,我们有切肤之痛,有切身的感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为什么要将独立自主列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看一看党的历史,看一看遵义会议,我们就清楚了、明白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党的二大通过决议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毛泽东同志对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两头好,中间差。”中间差就是指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内部干预太多,尤其是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发生,正是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有关。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作出了一系列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重大决策和重大决定,这些成果都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取得的。遵义会议的历史表明,“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由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自己来做决定。外国的经验可以学习,外党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十分复杂和独特,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能够及时判明形势,找出问题的关键,灵活机动,不拘泥于任何教条。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中国革命再次遭受重大挫折,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又不断受到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这种局面下,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冷静分析自身的优势,即“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积极寻求对策。同时,又能从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发现领导人没有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失误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不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把握能力和对自身力量的认知能力。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在长征过程中初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他们身上具有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具有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具有虚怀若谷的民主意识。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再也没有出现大的战略失误。这不能不说是与一个成熟、坚定、正确的领导集体密切相关。没有一个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革命不会成功。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历史进程中,我们正处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国内正在进行变革的重要时刻,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成熟的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党、国家和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局面。只有切实增强核心意识,共同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我们才能不惧各种风险考验,以共同意志凝聚强大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

第三,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民主集中制是保证

其次,中国共产党处理危机有急有缓,能够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对政治路线问题则不予涉及,以便取得最大的共识,共同解决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伍修权都有过论述。1972年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指出:“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并说:“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伍修权也提到“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策略,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

在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照搬书本搞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结果给我们党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使中国革命处在危难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一系列符合革命斗争实际的军事原则和战略战术。由于与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相对立,毛泽东等同志不断受到排斥。但是,毛泽东等同志坚定理想信念,相信正确路线一定能够战胜错误路线,相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战胜教条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在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期间,坚持对“左”倾错误进行不懈斗争。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对错误路线的斗争进行理论思考和总结概括,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它正确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处理党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反映、体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利益与愿望,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制定和执行的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因此,这是我们党最大的制度优势。遵义会议之所以开得好、开得成功,是民主集中制起了作用。试想,如果没有民主集中制,会上张闻天能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吗?毛泽东能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展开批评吗?中央领导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能够改组吗?不能。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党内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了在战争时期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最急需解决的组织人事问题和军事领导问题,既纠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有了正常的党内生活,我们党就开始逐步形成了党的稳定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的历史证明,民主集中制作为我们党的一个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领导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有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党才能不断克服自身存在的问题,完善自我,提升自我,我们党才有凝聚力、战斗力,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更加坚强。

总之,在危机面前,遵义会议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素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也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统一思想和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治国理政的创新理论。我们要加强理论学习、理论武装、理论宣传,坚定理论自信,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从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指挥枪是原则

二、遵义会议上发扬的民主作风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长远价值

第四,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党指挥枪是我们的人民军队在创建之初,由毛泽东同志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原则,在古田会议上得到重申和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八十多年来,我军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靠党的坚强领导。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在遵义会议对重大军事行动的决策上,体现在对军事“三人团”的改组和调整上。这个重要原则,保证了红军的转危为安,保证了人民军队能打仗、打胜仗。遵义会议的历史昭示我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的性质,关系我军的宗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军队要履行职责,完成好使命,以强军梦支撑中国梦,就必须铸牢强军之魂,继续牢牢地把握好党指挥枪这一根本原则,为保卫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团结的生动写照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加之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一路走来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和指挥越来越不满。毛泽东同志想得更深远一些,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从挽救党和红军的危难出发,希望改变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局面。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同志沿途和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并对一些红军干部反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在会上形成了多数,博古、李德形成少数。理所当然,通过民主集中制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军事主张得到肯定,以博古为首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受到批评和否定。发扬党内民主、采取正确的集中,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遵义会议召开至今已经80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翻开了新的一页,迈出了新的脚步,但是,历史不可忘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的启迪永在,精神的价值永存。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就要深入挖掘和整理、继承和发扬光大它的精神和价值,为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白成立以来就重视党内民主问题。但因为受制于战争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状态,党内民主作用的发挥一度受到了很大局限。然而,遵义会议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发扬党内民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型范例。遵义会议上所体现出的民主精神和作风,至今仍闪耀着光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越来越显得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多项具体制度。而要落实这些制度,都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完善,都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正确决策和行动而得以落地生根。十八届三中会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的依法治国方略,从本质上说属于制度建设的范畴。的确,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四个全面推进,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推进”中,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加强制度建设,为“四个全面推进”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首先,遵义会议对争议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与会者广泛参与到讨论中来,并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大都表达了自己对军事问题的见解和看法,无论是“左”倾军事路线的代表,还是正确军事路线的支持和拥护者,都有机会和权利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在表达过程中有呼应、有争论,不同意见充分交流、碰撞,从而在争论中使正确的军事路线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体现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正确军事路线的支持和拥护者并没有因为“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剥夺其说理及自我辩护的权利。“左”倾军事路线的代表者博古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

第五,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树立勇于担当精神,敢于承担历史使命和责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其次,遵义会议体现了民主所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在遵义会议上,双方的争论有时候十分激烈,但仍保持着理性精神。“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同时,在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遵义会议在解决党内严重分歧时体现了民主的理性精神。

在革命斗争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些重大决策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经批准。1934年8月,发生了一件事,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了敌人破坏,上海局与中央苏区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致使一段时间里在瑞金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坏事变好事,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提供了机会。使我党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依赖共产国际,勇于担当,第一次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的重大问题,批评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危害,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内容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最后,遵义会议依照民主原则,选举产生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以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都是通过民主原则,根据与会者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的。没有强迫和压制,没有家长制,一言堂。这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的意愿,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我们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有政治定力,勇于担当,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运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新的领导集体获得了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的衷心拥护,而“左”倾路线的代表如博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最终经受住革命的考验,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遵义会议所体现的民主,既有效地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又有效地团结了同志,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直到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和增强党的团结都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为贵州师大副校长、教授、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

遵义会议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做法,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遵义会议是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展开了正确军事路线和“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前提,也是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到底是客观上敌人的强大,使第五次反“围剿”没有胜利的可能而最终必然失败,还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失败?这成了会议斗争的焦点。在这个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对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并走向成熟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或重大事件之后都注重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例如,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遵义会议,都是在紧急关头总结历史经验、推动革命继续前进的重要会议。又如,党的历史上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通过这样的总结,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路线上来,以进一步凝聚全党力量争取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仍然注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例如: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经验等,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继承。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总结中,发现自我,提升自我,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不断进步。事实证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遵义会议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在遵义会议上,这些基本点得到了体现和实践。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的正确路线,对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功实践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经验和教条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一思想方法得到成功实践。遵义会议面对中国革命的危局,通过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主张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寻求挽救革命之道,最终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建立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基础之上的。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表现。至遵义会议召开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已达四年之久,之所以在遵义会议时才对其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纠正,正是由于这一错误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严重失败的事实,使得其错误的严重危害性更加显露出来,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从亲身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其严重危害性。遵义会议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的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在革命遭受惨痛失败的严峻事实的教育和启发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才逐渐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从而要求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讨论军事路线,这便有了遵义会议。可见,遵义会议召开本身就体现了实事求是。

2.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遵义会议从中国革命的客观事实出发,批判了博古等人“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3.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点的军事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支持和拥护。而不顾中国战争实际特点,照搬苏联经验或欧洲战争经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军事路线则遭到了质疑、批判和抛弃。从本质上讲,之所以说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就是因为这一路线揭示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一条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点的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体现了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

总之,“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而遵义会议纠正这一错误的过程,就是回归客观事实、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优秀典范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充分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1.遵义会议的召开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和要求。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遭受重大挫折的关头,“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认识,并要求改变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些同志不仅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包括红军重要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等,更包括普通红军战士。据伍修权的回忆,在李德等人错误路线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愤愤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此有所阐述:“‘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日益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
这说明,在领导干部、党员群众中普遍滋长了对“左”倾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产生了要求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遵义会议。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广大党员群众意愿的反映。

2.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和主张。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主张,因反映了中国战争的实际特点,因而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支持和拥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遵义会议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肯定,事实上就是接受和认可群众意见和主张的过程。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对敌作战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提出符合战争实际特点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在遵义会议前,没有被采纳。“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而在遵义会议上,“左”倾军事路线得到了全面批判和纠正,广大指战员提出的符合战争实际的作战建议已包含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之中,在遵义会议上被全面接受和采纳。

3.遵义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遵义会议结束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从根本上来看,它挽救了人民大众的革命,为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留下了火种和希望。从直接影响来看,它减少了红军指战员的损失和伤亡。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的决定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所以,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引起了广大党员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共鸣。聂荣臻在回忆遵义会议的传达时这样说:“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这充分说明,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军事路线,代表和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敢尝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的指导,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指导不尽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也是造成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实行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的短促出击的战术,都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因电台故障暂时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了契机。遵义会议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二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

就军事路线问题而论,在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中国本土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思考中国革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积极寻求对策,十分坚定。以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留苏归国的革命家,也开始从中国革命的挫折中逐渐看清“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而注重从中国战争的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得出自己的见解,难能可贵。这些思考都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独立自主的特点,基本未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干扰。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提到,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就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并因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即使后来李德通过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了“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暗示和劝告,但是“张闻天同志根本没有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毛泽东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并且“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正是由于这些同志的独立思考和启发,才使得广大红军将士逐渐认清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为军事路线的纠正奠定了基础。

就组织问题而论,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的改组未受共产国际的干扰,甚为不易。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要么直接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进行,要么是奉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在未受共产国际干扰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和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集体,并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

总之,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次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召开并取得伟大成功的会议,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和检验。这次会议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方法和卓越能力的集中展现,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优秀素质合力作用的结果。遵义会议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精神状态、领导能力,优良传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党的建设的基本因子,不仅在当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对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恒久的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71页。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5页。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5页。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72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6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7页。

同上书,第125页。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21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7页。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页。

同上书,第21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遵义会议文献》,第59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9页。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4页。

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设文献》,第107页。

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08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118页。

同上书,第118、120页。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