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视线下绵阳会议的股票总市值及意义,对西宁会议的造谣和歪曲

编者按: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2014年12月13日,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遵义师范学院在遵义联合举办“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座谈会”。会议主办方从近百篇征文中,遴选部分论文结集出版《遵义会议研究》,该书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文为该书的入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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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中共五十年》(原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一书中,颠倒是非,造谣污蔑,
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些重大事件加以歪曲和篡改,对党的—些领导人恶毒地进行攻击,千方百计为他过去所犯的“左”、右倾错误辩护,其中对于遵义会议的污蔑和歪曲,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历史是任何人都篡改不了的。
一、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伪造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吗?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求中央政治局“修改”遵义会议的决议,“即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不是犯了个别的理论错误,而是制订了一条错误的党的政治路线”,并“捏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谓“遵义会议前夕,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中国革命遭到了失败”,而毛泽东“挽救了中国革命”等说法,“无非都是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历史的彻头彻尾的伪造,其目的是为了抬高他的个人地位,打击共产国际的领导,以及那些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的中共领导人”。因此,遵义会议决议是“反党、反共产国际的”,是“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的。
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果真“修改”了遵义会议的决议,“伪造”遵义会议的历史吗?根本没有。为开展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编辑的《六大以来》,原文收录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只字未改,就是有力的证明。
在整风运动中,对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至遵义会议这段历史,同遵义会议决议相比,确实有了新的认识。这是因为遵义会议是在紧要关头的长征途中召开的,会议着重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指挥上的问题,还来不及、也没有可能系统地研究并纠正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因此,在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了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指出博古的错误“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整风运动中,才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料来系统地研究并解决政治路线上的问题。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对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路线问题的讨论,确认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经过全党的整风学习,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深刻地分析了这条“左”倾政治路线在各方面的表现、造成的恶果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中国共产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长征,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这个决议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政治路线虽然有了新的认识,但这显然是对遵义会议决议的深化,是全党认识提高的结果。它经过中央的会议正式通过,为全党所公认,怎么会是“伪造”的呢?
对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连王明本人也曾多次地充分肯定过,并承认自己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犯了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在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的那一天,他给任弼时并毛泽东及扩大的七中全会各位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对决议的态度。信中说:这个决议“在党的历史问题、思想问题和党的建设方面,有重大的积极建设性的意义。它说明了毛主席是我党有史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思想上和事业上的代表”。“我对于七中全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以及近年来全党同志在整风运动与党史学习的认识,而作出的对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所犯严重的错误的内容实质与其重大的危害以及产生此种错误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根源底分析和估计完全同意和拥护”。“我对于七中全会对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这些新的认识和估计,表示完全服从和同意”。1949年3月10日,王明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中,也承认对他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分析很对”,“我全部同意,拥护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认自己的错误,认为指出我的错误都是对的”。1950年11月6日,王明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申明说:“现在我再向中央正式声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对于王明曾多次肯定、同意、拥护、接受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一再承认自己犯了“左”倾路线错误,怎么到了《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便成了毛泽东对遵义会议历史的“伪造”呢?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提出过许多正确的主张,对于推进和帮助中国革命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发出过很多错误的指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那些错误指示在中国的贯彻,根本不是什么“正确路线”。对这样一条给中国造成很大危险的路线进行批评和反对,是完全应当的。对党内错误的纠正,对共产国际错误指导的纠正,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反党”、“反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王明在这里用这些可怕的罪名和大帽子吓唬人,只能说明他讲不出什么道理,只不过靠谩骂攻击而已。
二、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与长征初期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吗?
为了证明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进行了“伪造”,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用了很多篇幅,举了很多“事例”,来说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及长征初期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他说:“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党中央基本上执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正确的、共产国际的路线和‘九一八事变’后逐渐得到发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中国革命无论在苏区还是在国统区,无论在敌占区还是在东北伪满统治区,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可是,实际情况怎样呢?正是在中共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不仅白区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的损失,连中共中央在上海也呆住了,只好转移到中央苏区;就是蓬勃发展的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湘赣、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也一个个丧失了。到中央红军长征前夕,虽然还保留有川陕、陕北根据地,海南岛及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还在坚持游击战争,在当时红军的编制根本没有28万到30万人。如果革命一直顺利发展,白区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为什么会遭受严重损失呢?红军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进行艰难困苦的长征呢?
对于中共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左”倾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王明自己也承认过。他在1945年4月20日写给六届七中全会的长信中说:“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的中央领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早已由历史实践所充分证明;又由此次会议所译[阐]明总结”。“四中全会后派去各苏区的中央代表或中央代表机关不仅未能起到加强苏区领导和有利于苏区工作的作用,相反的,闯下了许多滔天大祸”!“因此,四中全会的确不仅是对党毫无功绩,而且是对党造成严正错误的会议,是使‘左’倾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成为‘左’倾路线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开始的会议”!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代表会议召开期间,因王明生病未到会检讨自己的错误,会议代表富振声写信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表示不满,王明看到这封信后,在写给毛泽东及大会主席团的信中,也承认富振声所指出的他的错误,“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并表示“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可是,他自己已经承认过的关于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的这些错误,怎么到《中共五十年》一书中又成了正确的呢?
按照王明的说法,“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基本上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特别是1933年末到1934年初,红军同第十九路军签订了共同抗日反蒋的协定。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左”倾领导统治的中央提出的只是“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即“只要士兵,不要长官”,甚至把所有反蒋的派别看成“最危险的敌人”。例如“左”倾中央于1932年2月15日为上海事变给各地党部的信,虽然肯定了十九路军士兵的英勇抵抗,但仍指责“蔡廷锴等同帝国主义勾结”,“同国民党的南京政府一样”;并把陈济棠、孙科、张发奎、李宗仁、冯玉祥、陈铭枢等都说成“反革命派别”[①]。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谈得上与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在福建事变时,也正是由于没有与他信密切合作,才失去了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大好机会。正是遵义会议决议,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
按照王明的说法,在长征初期“左”倾中央的军事指挥也是正确的,因而没有造成多少损失。当时,由于周恩来、朱德的工作,红军的确曾与广东军阀达成协议,因而红军的行军比较顺利,没有发生大的战斗。但是,当红军行进到湖南、广西境内时,情况便不同了,蒋介石调集了几十万大军,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两岸。中央红军在渡过湘江时激战一星期,虽然大部分过了湘江,但由于采取甬道式的大搬家,行动迟缓,遭到惨重损失,第34师未能过江,整个部队人员损折过半。聂荣臻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这时,红军由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经过一路上的各种减员,过了湘江,已不足四万人。”[②]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哪里是红军没经过什么战斗,是因为新兵逃跑才损失3.2万人,到遵义时还有4.8万人?王明一再吹嘘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路线的正确和取得的成就,不过是为了否定遵义会议罢了。但历史事实证明,说谎言的不是毛泽东,正是王明自己。
三、毛泽东在组织问题上是错误的吗?
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说,遵义会议是根据毛泽东的“密谋”召开的,他在组织问题上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1、“他成立了‘毛-洛联盟’,进行派系斗争”,“力图篡夺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和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2、“遵义政治局会议无权撤换中央六届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总书记”;3、当时政治局有12位委员,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指望的票最多占1/3,因此“他总是拒绝进行任何表决”,而是在长征途中“以阴谋煽动手段嗾使必须到会的军人,在必要情况下通过起哄来支持他”。这纯属诬陷不实之词。
首先,遵义会议是靠毛泽东的“密谋”召开的吗?是结成了“毛一洛联盟”,进行“派系斗争”吗?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确曾向一些党和军队的干部包括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如王稼祥、张闻天等做思想工作,向他们解释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党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他们两人在遵义会议上也的确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并没有什么“毛-洛联盟”,也没有什么“密谋”。毛泽东对于遵义会议的召开虽然起了重要作用,但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主要是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连串失败促使党和军队的许多干部觉醒的结果。刘伯承在回忆中便说:“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③]正是在这种广大干部对“左”倾领导越来越不满的情况下,才有遵义会议的召开。这种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怎么能说是“派系斗争”呢?
其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最多只能得1/3的票,是靠军人“起哄”才成功的吗?当时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是6人,而不是王明所说的7人:邓发当时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6名政治局委员中,按王明所说张闻天、陈云是支持毛泽东的,朱德立场不清楚,博古、周恩来是反对毛泽东的。事实上,朱德、周恩来对毛泽东一直是非常尊重的,是支持毛泽东的。由此可见,参加遵义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博古外都是支持毛泽东的。在当时参加会议的4名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除何克全外,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也是支持毛泽东的。因此,当时支持毛泽东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占绝对多数,根本不存在什么毛泽东“煽动”军人“起哄”。
再次,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毛泽东分别“篡夺”了党中央总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吗?事实上,遵义会议上只是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入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常委在分工时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④]。另外,从1931年6月向忠发被逮捕后,党内就没有再设过总书记。博古虽然是党内的最高负责人,但实际积务仍然是书记。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也不是在遵义会议上,而是在会后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途中,于1935年2月5日前后在鸡鸣三省一带常委进行分工时决定的。到3月11日前后,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虽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全军,但周恩来一直是红军总政治委员,直到1935年7月18日在四川芦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让绐张国焘担任为止。王明连当时中央有无总书记、周恩来何时不再担任红军总政委都不清楚,便说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让张闻天“篡夺”了中央总书记,而自己“篡夺”了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足以说明他对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的攻击和污蔑毫无事实根据。
四、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使党和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吗?
为了否定遵义会议,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还罗列了许多“罪状”,说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推行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使党和红军遭受了沉重而巨大的损失”,如“完全抛弃了红军关于‘北上抗日’的重要战略口号”,“忽视”红军与地方各派系结成统一战线的“正面经验”,使部队在两星期内就“损失了两万六千人”;“没有执行共产国际领导上制定的正确方针”,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而是“无目的地”在贵州、云南“轻率地同敌人作
战”,不“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并且在阿坝、毛儿盖在党内和红军内部两次“制造分裂”,“使党和红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以后又使西路军“受到了打击”;等等。总之,按照王明的说法,遵义会议后的实践也证明这次会议是错误的,后果是不好的。但事实恰恰同王明所说的的相反。
首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未再次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未能与黔、滇、川的地方军阀结成统一战线,但他在实际上是一直坚持这样的目标和实行这样的策略的。长期以来,他就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当时他之所以未能这样做,只是因为黔、滇、川的地方军阀,已奉蒋介石之令在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没有实行的条件和可能。当红军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他便成功地与他们结成了统一战线,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当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
张国焘提出南下时,他仍然坚持北上,率军前往抗日的前线。历史已经证明,忽视统一战线的经验,企图实行反对一切的极左方针的,恰恰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等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者。
其次,毛泽东并不是没有打算进入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创造新的根据地,尽可能地保存有生力量,反而无目的地在贵州、云南轻率地同敌人交战。遵义会议的第一个议程,就是“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⑤]。会议之后,红军立即向川黔边境前进,企图渡过长江。但川军早巳在长江南岸布防,土城一战,红军失利,过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无可能。于是红军四渡赤水,穿插于川、滇、黔边境地区,而后佯攻贵阳,直插云南,终于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到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践证明,毛泽东指挥红军灵活机动地转战于黔、滇地区,正是保存有生力量、相机过江的正确决策,是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的成功范例。在这些战斗中中央红军虽有伤亡,但除土城战斗损失较多外,其余战斗并无多大损失,因而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还有3万人,根本没有什么两星期之内就损失两万六千人的情况。
再次,众所周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分裂完全是由张国焘造成的,西路军的失败则有复杂的原因。王明为了攻击毛泽东和遵义会议,竟不顾客观事实,为张国焘开脱罪责,反而将造成分裂和失败的责任扣到毛泽东头上。这说明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公然站到叛徒张国焘的立场上去了。
从上面可以看到,王明为了否定遵义会议,攻击毛泽东,用尽了各种手法。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的时刻,纠正了“左”倾领导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从而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已为历史所证明。遵义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作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成熟的标志,已经载入史册,光照千秋。王明妄想依靠造谣污蔑等手法来否定遵义会议,是根本办不到的。
(原载《党的文献》1990年第5期) —————-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33-34页。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27页。 [③]
刘伯承:《回忆长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④]
陈云:《遵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议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页。
[⑤]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1935年1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当我们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的时候,在深深感到遵义会议对中国革命贡献无比之大的同时,也体会到遵义会议形成的遵义会议精神对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刻启示。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在严重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遵义会议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作风、能力、方法和传统,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党的建设仍具有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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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遵义会议精神的基本内容包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坚持实践标准、积极追求真理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民主团结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自觉勇于担当的精神。从遵义会议精神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一、遵义会议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应对危机的精神状态和危机管理能力,把中国共产党从危局中挽救了出来。

  众所周知,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几次会议关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而这些会议也恰恰是在考研[微博]政治中极易命制题目的知识点,需要2016考生引起足够重视。

第一,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从实际出发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的统一,深化认识、探索和把握“三大规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严重危急关头,以解决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为目标,主动探求挽救革命之道的行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务实与担当精神和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这种务实与担当精神和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从严重危机中挽救出来。

  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935年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大革命失败后,在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党内开始滋长一种“左”的急躁情绪。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召开之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其中,尤其以网名为代表的“左”倾胶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严重,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依靠共产国际代表,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对红军造成严重损失。在占领遵义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党的历史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精神,革命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什么时候背离实事求是精神,革命事业就会陷入曲折。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主要是因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不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所导致的。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并实现转危为安的大转折,就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取得的胜利。无论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历史总结,还是对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特别是对党和红军最高领导层的人事调整、结束错误领导,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一,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务实与担当精神的深刻体现。遵义会议在解决中国革命最紧要问题的过程中,处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务实精神。中国共产党把军事和战争问题作为遵义会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便是务实精神的生动体现。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军事问题直接关系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只有先解决好这一最紧迫的问题,党和红军才能生存下来,才能谈得上继续发展。如果会议要解决的问题涉及面太广,将很有可能使会议陷入无谓的争论,从而不能就当时最紧迫的问题达成共识。对于此点,毛泽东、周恩来等都曾有着深刻认识。毛泽东曾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周恩来曾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会后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腐恶红军的军事行动。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基本国情,总布局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是党的十八大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作出的战略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包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主要内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一系列胜利构成的统一体。这是宏伟的蓝图,也是崭新的事业,机遇与挑战同在,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我们去面对和解决。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和精神,才能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新问题,应对新挑战,解决新矛盾,开创新局面,夺取新胜利。

同时,中国共产党面对革命危局,既没有悲观失望,也没有消极逃避,而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使命感,主动纠正自身错误。毛泽东作为“左”倾路线的受害者,在革命危急关头,没有消极沉沦,牢骚抱怨,更没有隔岸观火,幸灾乐祸,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勇敢面对中国革命挫折,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带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挽救革命、挽救红军之道,拨正革命航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民族担当精神的高度体现。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第二,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实践权威,积极追求、探索、服从真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第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危机管理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集中展现。遵义会议召开时,党和红军所面临的危局可谓千钧一发,既急又险。这种局面极度考验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检讨能力和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能力。遵义会议的召开及成功,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能力。在中国革命面临重大危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临危不乱,以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镇定,既具战略远见,又富策略艺术地妥善处理了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确立了正确的军事和组织路线,最终力挽狂澜,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命题角度来看,遵义会议既可能命制单项选择题,也是多项选择题的重要考点,例如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党的什么问题,正确答案应该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但同时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也要注意,遵义会议是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而非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是在命制选项时一个重要的干扰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军事战略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是由某些人主观说了算,应由实践来检验判断。博古、李德坚持“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在军事上实行阵地战、堡垒对堡垒,消极防御,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是,博古、李德并不认为这是他们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造成的。遵义会议上,博古、李德拒绝批评,不承认错误。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用事实说话,用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教训来说服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军事战略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拥护和支持,对博古、李德的“左”倾路线和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事实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危急关头,能够及时判明形势,找出问题的关键,灵活机动,不拘泥于任何教条。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严重失败,中国革命再次遭受重大挫折,红军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又不断受到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这种局面下,中国共产党仍然能够冷静分析自身的优势,即“红军的英勇善战,模范的后方工作,广大群众的拥护”,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积极寻求对策。同时,又能从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下,发现领导人没有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失误是导致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从而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我们不能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则战争的决定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形势的把握能力和对自身力量的认知能力。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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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但是,思想理论界和社会生活中,有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想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去,这是来自“左”的倾向;另一种是企图走向改旗易帜的邪路上去,这是来自右的倾向。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艰辛探索的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我们,向着新的目标,乘风破浪,奋勇前进,继续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实践反复证明,“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

其次,中国共产党处理危机有急有缓,能够抓住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最紧迫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对政治路线问题则不予涉及,以便取得最大的共识,共同解决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伍修权都有过论述。1972年周恩来在《党的历史教训》中指出:“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并说:“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伍修权也提到“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领导才能与智慧,只批判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正确的处理问题的策略,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

  文章来源:文都教育

第三,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总之,在危机面前,遵义会议表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素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也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开始成为一个具有高超的危机管理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在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统治长达四年之久。他们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熟悉中国实际情况,照搬书本搞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经验,不从中国实际出发,结果给我们党和红军造成严重损失,使中国革命处在危难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形成一系列符合革命斗争实际的军事原则和战略战术。由于与王明、博古左倾错误路线相对立,毛泽东等同志不断受到排斥。但是,毛泽东等同志坚定理想信念,相信正确路线一定能够战胜错误路线,相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战胜教条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在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期间,坚持对“左”倾错误进行不懈斗争。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对错误路线的斗争进行理论思考和总结概括,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光辉著作,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遵义会议上发扬的民主作风和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优良传统,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长远价值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统一思想和推进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治国理政的创新理论。我们要加强理论学习、理论武装、理论宣传,坚定理论自信,做到理论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坚定,行动上的自觉,从理论和实践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发扬党内民主、促进党内团结的生动写照

第四,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在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建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白成立以来就重视党内民主问题。但因为受制于战争环境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状态,党内民主作用的发挥一度受到了很大局限。然而,遵义会议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发扬党内民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典型范例。遵义会议上所体现出的民主精神和作风,至今仍闪耀着光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加之湘江战役红军损失惨重,一路走来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战略方针和指挥越来越不满。毛泽东同志想得更深远一些,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从挽救党和红军的危难出发,希望改变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错误领导局面。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同志沿途和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多次交换意见,并对一些红军干部反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在会上形成了多数,博古、李德形成少数。理所当然,通过民主集中制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军事主张得到肯定,以博古为首的错误路线和军事指挥受到批评和否定。发扬党内民主、采取正确的集中,成为我们党克敌制胜的光荣传统和宝贵经验。

首先,遵义会议对争议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与会者广泛参与到讨论中来,并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大都表达了自己对军事问题的见解和看法,无论是“左”倾军事路线的代表,还是正确军事路线的支持和拥护者,都有机会和权利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在表达过程中有呼应、有争论,不同意见充分交流、碰撞,从而在争论中使正确的军事路线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不同意见的双方都体现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正确军事路线的支持和拥护者并没有因为“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而剥夺其说理及自我辩护的权利。“左”倾军事路线的代表者博古也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也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越来越显得重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多项具体制度。而要落实这些制度,都离不开民主集中制的坚持和完善,都必须通过民主集中制形成正确决策和行动而得以落地生根。十八届三中会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的依法治国方略,从本质上说属于制度建设的范畴。的确,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强调四个全面推进,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推进”中,制度建设至关重要。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加强制度建设,为“四个全面推进”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其次,遵义会议体现了民主所必须具备的理性精神。在遵义会议上,双方的争论有时候十分激烈,但仍保持着理性精神。“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同时,在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明确提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反对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斗争,是反对党内具体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全党内应该开展与深入下去。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这些都充分说明了遵义会议在解决党内严重分歧时体现了民主的理性精神。

第五,遵义会议精神启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树立勇于担当精神,敢于承担历史使命和责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最后,遵义会议依照民主原则,选举产生新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产生的新的领导集体以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都是通过民主原则,根据与会者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的。没有强迫和压制,没有家长制,一言堂。这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的意愿,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在革命斗争的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些重大决策须向共产国际汇报,并经批准。1934年8月,发生了一件事,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了敌人破坏,上海局与中央苏区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致使一段时间里在瑞金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坏事变好事,为中共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提供了机会。使我党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依赖共产国际,勇于担当,第一次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的重大问题,批评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危害,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要内容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正是由于遵义会议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运用民主的办法解决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新的领导集体获得了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的衷心拥护,而“左”倾路线的代表如博古,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认真改正错误,最终经受住革命的考验,继续为革命做出贡献。遵义会议所体现的民主,既有效地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又有效地团结了同志,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直到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和增强党的团结都具有借鉴意义。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认识中国,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条件下,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我们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要有政治定力,勇于担当,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

遵义会议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做法,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被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作者为贵州师大副校长、教授、省社科联兼职副主席)

遵义会议是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展开了正确军事路线和“左”倾军事路线的斗争。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是遵义会议得以召开的前提,也是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到底是客观上敌人的强大,使第五次反“围剿”没有胜利的可能而最终必然失败,还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最终导致了失败?这成了会议斗争的焦点。在这个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并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对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成为中国共产党认识自我、改造自我、提升自我并走向成熟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或重大事件之后都注重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例如,大革命失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遵义会议,都是在紧急关头总结历史经验、推动革命继续前进的重要会议。又如,党的历史上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更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通过这样的总结,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路线上来,以进一步凝聚全党力量争取革命和建设的更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仍然注重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例如: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基本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基本经验等,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继承。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总结中,发现自我,提升自我,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不断进步。事实证明,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之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建设、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对于推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遵义会议展现出的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基本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在遵义会议上,这些基本点得到了体现和实践。实践证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的正确路线,对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成功实践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思想路线,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想问题办事情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经验和教条出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是一个过程。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这一思想方法得到成功实践。遵义会议面对中国革命的危局,通过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主张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寻求挽救革命之道,最终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遵义会议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建立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惨痛教训基础之上的。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军事上的表现。至遵义会议召开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已达四年之久,之所以在遵义会议时才对其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纠正,正是由于这一错误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严重失败的事实,使得其错误的严重危害性更加显露出来,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从亲身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其严重危害性。遵义会议会后,“曾有同志问毛泽东同志,你早就看到王明那一套是错误的,也早在反对他,为什么当时不竖起旗帜同他们干,反而让王明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四年之久呢?毛泽东同志说,那时王明的危害尚未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过早的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反而不利于对敌斗争。只有等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时,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正是在革命遭受惨痛失败的严峻事实的教育和启发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将士才逐渐认识到“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危害,从而要求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讨论军事路线,这便有了遵义会议。可见,遵义会议召开本身就体现了实事求是。

2.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遵义会议从中国革命的客观事实出发,批判了博古等人“过分估计了客观困难,把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结论”。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遵义会议后红军长征胜利的历史证明,遵义会议上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3.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点的军事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上得到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支持和拥护。而不顾中国战争实际特点,照搬苏联经验或欧洲战争经验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军事路线则遭到了质疑、批判和抛弃。从本质上讲,之所以说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就是因为这一路线揭示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是一条符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特点的实事求是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体现了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

总之,“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而产生的、表现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包含着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左’的急性病倾向”。而遵义会议纠正这一错误的过程,就是回归客观事实、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践行群众路线的优秀典范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充分践行了党的群众路线。

1.遵义会议的召开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和要求。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遭受重大挫折的关头,“左”倾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损失,为越来越多的同志所认识,并要求改变的情况下召开的。这些同志不仅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包括红军重要将领,如彭德怀,聂荣臻等,更包括普通红军战士。据伍修权的回忆,在李德等人错误路线的指挥下,“红军苦战一年,结果反而是‘兵日少地日蹙’,最后来了个大搬家,丧失了整个中央根据地不算,八九万大军只打剩了三万来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绝境。惨重的失败,险恶的环境,使人们对李德那一套由怀疑到愤怒,许多指战员愤愤地说,过去几次反‘围剿’,打了许多恶仗,不但没有这么大的消耗,还壮大了许多倍,现在光挨打,真气人!他们痛心地问:这样打下去,结果会怎么样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此有所阐述:“‘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日益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
这说明,在领导干部、党员群众中普遍滋长了对“左”倾错误指挥的不满情绪,产生了要求改变错误军事路线的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了遵义会议。可见,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广大党员群众意愿的反映。

2.遵义会议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接受了群众的意见和主张。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主张,因反映了中国战争的实际特点,因而得到广大红军将士的支持和拥护,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遵义会议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的肯定,事实上就是接受和认可群众意见和主张的过程。广大红军指战员在对敌作战中,曾不止一次地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提出符合战争实际特点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在遵义会议前,没有被采纳。“这种错误的军事上的指挥,是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在这一时期中,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而在遵义会议上,“左”倾军事路线得到了全面批判和纠正,广大指战员提出的符合战争实际的作战建议已包含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之中,在遵义会议上被全面接受和采纳。

3.遵义会议取得的重大成果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遵义会议结束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军事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从根本上来看,它挽救了人民大众的革命,为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留下了火种和希望。从直接影响来看,它减少了红军指战员的损失和伤亡。正是由于遵义会议的决定体现了群众的意愿和利益,所以,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引起了广大党员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的共鸣。聂荣臻在回忆遵义会议的传达时这样说:“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这充分说明,遵义会议确定的正确军事路线,代表和维护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得到他们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勇敢尝试

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和原则之一,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的指导,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其指导不尽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也是造成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实行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采取的短促出击的战术,都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影响。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因电台故障暂时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在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和解决自己的问题提供了契机。遵义会议所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二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

就军事路线问题而论,在解决军事路线问题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从中国本土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深入思考中国革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积极寻求对策,十分坚定。以张闻天、王稼祥为代表的留苏归国的革命家,也开始从中国革命的挫折中逐渐看清“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而注重从中国战争的实际出发思考问题,得出自己的见解,难能可贵。这些思考都体现了以事实为依据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独立自主的特点,基本未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干扰。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提到,张闻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就对李德的军事路线产生了怀疑,并因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同志闹翻了。”即使后来李德通过博古向张闻天转达了“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暗示和劝告,但是“张闻天同志根本没有理会李德这个‘劝告’,也不怕他们排斥打击,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王稼祥同志也早就觉察到李德等人的军事错误”,“向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表示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毛泽东针对现实情况,“谈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这给了王稼祥同志很大的启示,也更加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同志的决心。”并且“在进遵义以前,王稼祥同志最早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倡议。”正是由于这些同志的独立思考和启发,才使得广大红军将士逐渐认清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为军事路线的纠正奠定了基础。

就组织问题而论,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的改组未受共产国际的干扰,甚为不易。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安排要么直接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进行,要么是奉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在未受共产国际干扰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和自己的意愿选举产生自己的领导集体,并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

总之,遵义会议作为党的历史上一次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召开并取得伟大成功的会议,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考验和检验。这次会议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方法和卓越能力的集中展现,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优秀素质合力作用的结果。遵义会议上所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精神状态、领导能力,优良传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党的建设的基本因子,不仅在当时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对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具有恒久的价值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71页。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5页。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5页。

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遵义会议文献》,第72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6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7页。

同上书,第125页。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21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27页。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页。

同上书,第21页。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遵义会议文献》,第59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遵义会议文献》,第49页。

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第44页。

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设文献》,第107页。

聂荣臻:《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文献》,第108页。

伍修权:《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遵义会议文献》,第117-118页。

同上书,第118、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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