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先圣,邓先圣的改变开放观念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关系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关于这一问题,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明确。这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以下五个论断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改革开放就会走向资本主义”;“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重温这些论断,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特别是有助于澄清一些曲解和误解;有助于透彻理解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论断;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在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上一些噪音杂音的错误实质,保持头脑清醒和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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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
 

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史网党史百人谈频道陆续推出三期纪念邓小平同志专题。

[摘要]“改革”具有多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革命”,属于宏观层次的改革,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动力,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第二层含义是“改进”、“完善”、“改良”,属于中观层次的改革,主要指通过改变、改正错误或消除缺点来使体制机制变得更好,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第三层含义指“改造”、“改变”、“重组”、“重建”、“革新”等,属于微观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具体的方针政策,旨在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坚持第一层次的改革,关键是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坚持第二层次的改革,要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深化第三层次的改革,要切忌瞎折腾。

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如果在这一问题上语焉不详甚至出现认识偏差,那么我国的改革就会走向邪路。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和方向,邓小平阐述得很清楚、明确: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邓小平的如下五个论断中。

许耀桐 (进入专栏)
 

22年前,当中国改革开放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邓小平视察南方诸省市,发表重要谈话,不仅稳定了局势,而且安定了人心。如今,22年过去了,随着时光的推移,人们似乎已经逐渐忘却了谈话的内在价值和历史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改革开放的深入,邓小平谈话的思想史意义则发挥出潜在的影响,并越发凸显出来。本文结合文本,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对谈话的内涵做一解析,以期丰富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内容。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自1978年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在推进改革进程、反思改革成败、总结改革经验的过程中,“改革”一词的多重含义常被简化,因而被人们所误解。在对外宣传过程中,“改革”常翻译成“reform”而被外国人士误读。从目前人们对改革的理解看,存在着几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由于对改革缺乏分层次的理解而误读改革,导致赞成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出现认识上的分歧,从而阻碍了改革的进程;二是不加分析地泛化改革,瞎折腾,难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三是借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质疑改革,进而反对改革。本文拟就“改革”一词的多重含义来分析改革的层次性,增加人们对改革的理性认识,从而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

一、“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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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背景

一、改革是革命性的变革,是一场革命

提到改革的性质,人们最容易想到邓小平的著名论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

    

无论是文章,还是谈话,要理解其真实含义,首先必须弄清楚它发表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因此,我们必须要把邓小平的谈话放到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中去认知。离开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历史进程,离开是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状态,谈话特有的内涵、价值乃至锋芒都无从得以准确的把握。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这句话曾被广泛引用,用以作为社会主义必须“改革”的理论论证。20世纪下半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第二次”是相对于“第一次”而说的。“第一次革命”,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并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页。)“第一次革命”的成功,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为中国以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前提和关键基础。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改革开放是邓小平以巨大的革命勇气和严谨的求实精神,从思想和理论上进行的伟大创造,是中国人民从旧的传统体制束缚下解放出来所进行的伟大实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宝贵财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应该说,在邓小平发表谈话之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处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关头。在国际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实乃多事之秋,震撼世界的历史巨变接踵而至:“柏林墙”倒塌,两德统一;苏共解散,苏联解体;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冷战”终结。

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上,相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而言,中国属于后来者。中国的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决心就很坚定,任务就很明确,内容就很丰富,成效也非常显著。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尤其是在论证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时,就把改革同革命联系在一起。他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他还提出过一个重要判断:“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

为什么邓小平又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呢?它与“第一次革命”在性质上能否划等号呢?对此,对小平也说得很清楚。

    

而在中国国内,众所周知,同样经历着巨大的政治动荡,面临着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危局。执政党和人民荣辱与共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开始怀疑,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改革开放事业能否如常继续,是否需要改弦易辙?另一方面,始终信奉斗争哲学、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情有独衷的反改革势力重新聚合,重弹历史陈调,企图完全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进而否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事实上,不可忽视,直到邓小平在南方诸省市发表谈话以后,北方的重要城市仍持反对的立场,甚至欺世惑众,拒绝传达谈话,依旧我行我素,坚持“反对和平演变”,企图回归“以阶级斗争为纲”。

改革就是革命,这里所说的“革命”,相当于英文中的“Revolution”,是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属于最深层次的改革,针对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制度。由于它涉及到根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因而也是最宏观层次的改革。

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此外,他还具体阐述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4、370页。)这几段话清楚地表明,之所以称改革“实质上是一场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主要是从扫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意义上说的。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高度概括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了第一条。

   一、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充满鲜明的时代性

因此,在这重大巨变之时,遇险不惧、遇惊不乱,能够保持着清醒和理性,这是历史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思想挑战,历史也呼唤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把握方向、启蒙民众。

在社会学里,“革命”指的是通过暴力快速地以一个政权取代另一个政权。“革命的基本特征是,一小部分人通过无情地铲除对手获得政权,创设新的体制,并梦想着改变整个民族的面貌。”(〔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航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可分为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种类型。政治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动力,是阶级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手段,是实现社会形态转变的根本方式。它以先进阶级和广大群众为革命主体,以夺取政权为首要标志,以变革政治体系为主要内容,以暴力革命为基本方式。社会革命同样是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由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腐朽的社会制度。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关系密切,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产生和发展的结果,社会革命又要求政治革命为自己开辟道路,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法国巴黎公社革命、中国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都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次“革命”有着本质区别,不能直接划等号。从对象和性质上看,“第一次革命”,很显然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的革命,意味着社会制度性质的根本改变。“第二次革命”,则是在坚持“第一次革命”已经建立的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在具体体制方面进行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要对既有制度进行根本否定;而且,之所以使用“革命”这一字眼,并非泛泛而论,而是有具体指向的,即“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进而引起“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发生“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此外,根本性质的不同,也决定了这两次革命在形式和方法上的明显区别:“第一次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通过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等急风骤雨的方式来实现,而改革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确保稳定的政治局面和有序的社会环境中,依靠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以渐进温和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综合以上分析可见,这两次“革命”具有本质区别。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充满鲜明的时代性。为什么邓小平要实行改革,这可以追溯到十年”文革”时期。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会上,周恩来重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此时再次复出后的邓小平,着眼于世界大势,紧紧抓住这一关键问题,坚定地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落后面貌、追赶时代的伟大革命。但问题是怎么搞”四化”?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认为必须着手进行全面的整顿。”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整顿触及到中国的体制本身,整顿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一些管理体制,这与此后的改革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此,邓小平在1975年就有了改革的初步尝试。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参见《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28页),邓小平不负党心民望,适时地发出了自己的深邃见解。他的谈话确立了基本的基调,这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理性地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理直气壮地反“左”。他甚至做出十分肯定的判断——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那必将是“死路一条”。

“革命”一词在中国固有的语言系统中早已有之,如“殷革夏命”,指殷王朝取代了夏王朝。“革命”者,“革其王命,改其恶俗”,“王者易姓”也。这与我们今天理解的用武装斗争推翻旧政权的“革命”,在使用暴力层面的意义上是一致的。“革命”一词成为今天的时代用语,源于日本。日本在走向现代化时,采用了中国《易经》中的“革命”一词来译Revolution,但排除了“武力”内涵,也排除了西方的暴力色彩,强调的是尊王改革。日本人对革命的这种理解,得到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的追捧。他说:“闻‘革命’二字则骇。而不知其本义实变革而已。革命可骇,则变革其可骇耶?”“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梁启超:《释革》,《新民丛报》第22期,1902年12月。)当中国现代化研究由进化范式转化为革命范式之后,“革命”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中国历史上的“暴力革命”与日本人强调的“社会变革”同时被纳入革命一词的理解之中,前者类似于政治革命,后者类似于社会革命。

总之,“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一论断,是从改革的首要目的,即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推动生产力的“革命性的变革”和飞跃性发展这个意义上说的,不能脱离具体指向和语境抽象言之,更不能将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性质上进行简单类比和等同。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开始明确地把改革表述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
邓小平将改革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命运联系起来,赋予改革的时代特点。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由此可见,改革为现代化发展所决定,是一项与当代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事业。

二、 思想内涵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把“改革”称之为“革命”?这是因为: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文革”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痛心疾首之后是深沉的反思,是按照旧有的传统模式继续延续下去,还是果断地走出一条新时代的发展之路,这是中国人民必须作出的选择。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许多人仍然迷恋过去的传统模式,许多人在传统模式面前也一筹莫展。因此,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认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邓小平断然否定了走老路的想法,社会主义必须大踏步地走向新的时代。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开始了新的长征。我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构建对外开放的总体布局。把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一切围绕着这个中心工作进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从这个时候开始改革,一些长期困扰我们的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找到了解决的途径,得到了解决。

从整个谈话内容来看,邓小平所着力强调的正是时人最感困惑的诸问题。这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是会重蹈资本主义覆辙?是否仍然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如何认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把握传统的反倾向斗争?如何反对“和平演变”?等等。

第一,改革同革命一样,其性质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关于我国改革的性质,邓小平还有一个重要论断:“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这一论断是对前一论断的补充和升华,如果说前一论断主要运用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原理,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侧重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层面作了界定的话,那么,这一论断,则主要运用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原理,对改革的性质和意义侧重从改善生产关系的层面作了界定。它进一步明确指出了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改革,绝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充分发挥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是说,改革不是笼统地什么都要改,而是要坚持“改”与“不改”的辩证统一,改什么、不改什么,要具体分析。

  
改革离不开开放。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来说,开放使它能够利用国际资源、利用各方面有力的发展条件追赶世界发展的潮流,而封闭则使它陷入停滞和倒退的困境。正如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所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便是很好的例子。邓小平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做’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

邓小平在谈话中逐一回答了上述问题。他的谈话,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最能展示其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

第二,改革同革命一样,都是特定社会历史阶段发展的直接动力。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作过深刻分析:“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过去之所以没有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是因为我们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不适应的方面仅仅归结为新制度建立之初存在的不完善环节,或者是旧社会遗留的痕迹,以及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而邓小平揭示了社会主义自己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某种条件下也可能“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任务,于是得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结论。

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具有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具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建设成就已经说明,“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不可能一建立就完美无缺,“由比较不完善到比较完善,必然要经历一个长久的过程”(《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8页。)。而且,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现成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尽管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我们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还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加之又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以致走了弯路,犯了错误,遭受了挫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作为“好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起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并进而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具体体制。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还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努力改革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和人民利益的具体制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38页。),也就是要改革邓小平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邓小平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回顾人类历史,在社会发展的漫长岁月中,各个地区和民族一直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彼此间很少经济上的往来。在封建社会,经济上的基本特征是自给自足,与之相伴随就是社会的封闭。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民族自给自足、地区封闭状态为广泛交往、相互依赖所取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通过世界市场发生经济联系。当代世界经济的法则和科技的进步以一种全新的速度改变着世界,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等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改变着经济结构和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推动社会生产力高速向前发展,而且还引起了国际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极大的促进了生产的国际化和协作化的进一步发展。新科技的发展,大大缩短了地球上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迅猛发展以及横向联合,也为各国扩大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提供新的合作模式。国际间经济、科技、文化的联系、交流和合作越来越紧密,已大大超过商品交换的范围,渗透到金融、工商、信息产业等众多领域。现代国家的社会经济要取得较快的发展,就必须善于利用这种国际关系,在不断加强的国际联系中发展自己。邓小平指出,”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第一,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第三,改革同革命一样,其特点都具有根本性、广泛性和深刻性。首先,革命是对旧制度的根本改造,而改革同样是对旧体制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而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作修修补补;其次,革命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而改革也是全面的系统工程,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既包括体制层面又包括思想观念层面;再次,革命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改革同样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最后,就改革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它丝毫不亚于“革命”。“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所以,改革是一场革命。

一个社会的制度,概括地讲,大致包括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两个范畴。基本制度反映和规定着这个社会制度的本质属性,具体体制则是基本制度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讲,关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方向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属于基本制度的范畴。它们规定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无论怎么改革,这些基本制度都是需要始终坚守的。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具体领域的具体制度、规定和做法,则属于具体体制的范畴。对于这些具体体制,可以根据客观实际和实践需要进行改革,而且这样的改革不会改变社会制度的属性。

  
可以说,邓小平创立的改革开放思想,最直接地、也最简捷地使中国接纳了世界、与世界接轨,使中国融入了时代、与时代同步。

这是谈话开宗明义的问题。针对时人的怀疑情绪,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参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

显然,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就其地位、作用和影响而言的。它告诉我们一条真理,社会主义不是僵化的、凝固的,而是不断变革的。因此,从宏观层面讲,任何反对改革、否定改革的思想认识和做法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合潮流的。
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

由此可以对我国改革的性质作出分析:我国的改革不是要否定和抛弃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根本前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生产力的现实发展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适应、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适应的部分和环节,即通过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或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旧的具体体制,使社会主义制度自身不断完善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体现和发挥。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国改革“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但“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1页。)。也就是说,始终坚持并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改革应该始终坚持的根本前提,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作为我国改革性质定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脱离了这一根本前提,社会主义制度都不存在了,何谈“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因此,任何脱离、损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都是有违改革本意和初衷的。

    

那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就在于它以生产力发展理论为基础。与过去孤立地看待通过革命实现生产关系变革不同,邓小平更为关注生产力自身的发展,以及改革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的生产力发展理论,合乎逻辑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造了必要的理论前提。

   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体现深刻的创新性

这里还应指出,从思想史的视角看,邓小平对生产力发展理论的思考是一个过程,也是他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理路。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4年6月,他在会见日本友人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相反,“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页)。

  
纵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无一不闪耀着从中国国情出发,突破前人局限,大胆探索,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例如,邓小平提出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社会主义具体制度”、”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改革”是一个试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些关于改革开放的至理名言,都体现了对改革深刻认识的创新性。

第二, 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改革性质的创新认识。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把改革看成是一种革命,这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创新观点。为什么说改革也是革命?邓小平作出了深刻的分析。首先,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1985年8月,邓小平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其次,改革的广泛性以及由它引起的各方面深刻变化,是一场更为宏大的革命。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然后不断向城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互促进,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育、卫生体制的改革全面展开,使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进入了全面改革的阶段,这是改革的广泛性。改革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使人民大众众的心理发生了根本变化,人们普遍对改革有了正确的认识,对不断推出的改革新举措有了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是改革的深刻性。”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一系列深刻变化。”
改革在我国社会物质关系和精神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影响,促进了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全面变革。

在22年前,如何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这是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定势和规范的问题。按照既定的思维范式,人们很难自觉厘清问题的真正本质,理性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大变化,进而建立科学的认知标准。而这些问题在思想上不能解决,就无法从根本上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我注意到,邓小平非常巧妙地尝试从人的思维模式入手分析问题,力图使人们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一方面,他要求并鼓励人们摆脱思想束缚,养成“冒险精神”,即要具备“闯的精神”和“‘冒’的精神”,敢于走出新路,干出新的事业。另一方面,他明确指出人们存在的思想误区,说明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给人指示了方向。我始终认为,邓小平的下一段分析是其整个“南方视察谈话”的核心内容,对中华民族最富有思想解放意义。但是,人们一直没有能予以全解。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具体解析深圳特区的经验,毫不留情地批评那些怀疑“利用外资”的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他看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预言,“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改革内涵的创新认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重要贡献是阐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联系和区别,阐明了”体制”的范畴。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不少弊端。这里说的具体制度,就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一系列体制。这些体制上的弊端和缺陷与生产力不相适应,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我们的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克服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日益巩固和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体制日益健全和成熟,逐步达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向前发展。改革针对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对根本制度当然也可以进行改革,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完全否定它,而是进一步完善它、巩固它;改革针对的是社会主义具体制度,即体制,可以推倒旧的体制,进行创新发展。”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因此,不进行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完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确立,都要经过从不健全、不完善、不巩固到比较健全、比较完善、比较巩固的发展过程,一般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期间还常常有重大的起伏。社会主义制度是推翻了剥削阶级的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没有人剥削人的崭新制度,这个新制度虽然是好的,但是还很不完善,改革是为了解决矛盾和克服弊端,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形式。

邓小平的这段论述,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其所著《邓小平传》中专门引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看法,并认为这段话和对“左”的危害的认知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所在,将永载史册。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全面改革的创新认识。当代中国的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做细枝未节的修补,而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的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首先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其次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还包括科技、教育、文化等在内的僵化的管理体制。只有使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协调进行,形成一种全面、系统的改革态势,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也才能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邓小平认为,全面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
这三条和”三个有利于”,是改革的根本要求,也是改革的大方向,必须在这个根本要求和大方向下,进行全方位和深层次的改革。

第三, “左”的历史与现实危害性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改革策略的创新认识。中国的改革策略必须是渐进改革,邓小平提出,”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他更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我们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改革既要稳步前进,既是一个试验,就难免会犯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错误。因此在改革中不能盲目地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不能期待所有的设计和理论成果都完备以后再去推进改革。实践是第一性的,要在改革的试验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要怕犯错误,也不要回避错误,要及时总结经验,解决问题,将改革不断向前推进。邓小平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

确如理查德?伊文思先生所识,邓小平“在思想上有重大突破的话”,“即使胡耀邦这个当年最激进的改革者听了也会大吃一惊”(《邓小平传》,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319页)。在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之后,邓小平就当时中共党内的思想状态,发表了针锋相对的看法,直指问题的要害。

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对外开放的创新认识。实行对外开放是社会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从经济上看,对外开放,就是把一国经济融进世界经济体系,把一国国内市场融进国际市场体系。对外开放也是一种改革。对外开放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客观要求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他未公开点名地说道,“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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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时主要的现实危险,邓小平下了断语:“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就是‘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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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感慨的是,为了使后人牢记“左”的历史教训,保持清醒和理性的思想状态,邓小平的上述谈话被写入中共十四大报告,并且又有进一步发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1957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目的在于使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密切结合当前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解放思想、同心同德,把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搞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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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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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南方谈话”,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但就思想的本质而言,需要探讨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思维方式。没有理性的思维方式,谈何思想解放呢?因此,我认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具有非同一般的理性思维。今天,当我们回顾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的历程,总结经验教训时,特别应该分析一下邓小平的理性思维特点,并且从中发现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内容,加以传承。

从总体上说,邓小平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定势,具有浓厚的个性色彩,反映了典型的现代思维特征。

第一、不是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第二、寻求悖论:不以姓“社”、姓“资”为基本的认知标准

邓小平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经济。”(《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同上,第364页)他还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同上,第373页)

第三、指事指实:不能光喊空洞的口号

邓小平认为,我们“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同上,第213页)。

由此可见,邓小平具有典型的逆向、指实的思维特征,在这种思维导向之下,他的思想颇具批判性、实用性和进取性,他的思想不仅改变了中国,亦影响了世界。

应该说,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是其整体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它的价值难以估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有形的成果是,在他的“南方谈话”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走出彷徨,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和信心,在中共十四大上确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它的无形的思想之果则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观念乃至社会生活观念,使中国人能够理性地面对变幻莫测的世界。

(本文作者为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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