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毕业文集,会计理论研究应更多关注中国转型时期的规则和制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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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登吴大新先生《罗纳德·科斯的“会计学之旅”》一文,详细梳理了刚刚去世的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的研究生涯,指出法学出身的科斯正是由于受到老师普兰特的影响,从会计研究入手,打开了以往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企业黑箱”,为经济学理论研究开辟了新领域。吴先生的文章对于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学者破除对会计理论和方法的偏见,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建议。但文中提出“会计理论是企业理论的一部分”的观点值得商榷。

现代会计是商品经济的产物。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会计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实行会计模式的重大转变,以促进工作的全面发展和水平的不断提高,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一、现代会计的内涵及特点会计是以凭证为依据、以货币为主要量度,连续、系统、全面、综合地反映、控制在生产过程的资金运动,旨在提高经济效益,以提供会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和价值管理活动。会计既是以提供会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又是一种进行价值管理的经济管理活动。它必须遵循真实性、一致性、连续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原则:1.真实性。在经济业务发生时,会计要进行核算,取得和填制凭证,经审核后,以合法的凭证为依据,按经济业务发生的先后顺序在帐薄上进行登记和反映,以保证提供真实的正确的会计信息。2.统一性。作为经济管理工作的会计,主要是进行价值管理,管理其中能够用货币表现的方面。以实物量度作为货币量度的基础,有货币作为统一计量尺度,把各种性质相同或不同的经济业务加以综合,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观念总结”。3.连续性。连续性是指会计对发生的经济业务,要按照其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不间断地进行记录。4.系统性。它是指会计对发生的各种经济业务,首先要进行科学的分类和汇总,然后进行系统地加工处理,以便提供各种有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等方面的信息。5.全面性。它是指会计对发生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要全面反映其来龙去脉,加以记录,同时,所属会计应当反映的经济业务,都必须全部加以记录,不允许遗漏。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近年来,会计工作发展变化很迅速,呈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为:1.内涵的变化。由于会计的地位、作用增强和对会计的要求日益提高,从而使会计的具体任务和工作重点发生了三个明显的转变,即由原来主要对外编送报表、报告财务状况转向对内加强管理;由原来主要是事后核算转向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核算同时进行;由原来的主要是反映情况、提供信息,转向综合提供并运用信息,干预生产、推动经营和参与决策。2.会计方法发展。在成本核算中出现一些新的核算方法,如标准成本、变动成本、弹性预算等。同时为了满足分析、预测、决策等方面的需要,会计方法中还增加充分运用高等数学、运筹学等数学工具和分析方法,进行预测决策工作。3.会计工作组织变化。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按管理职能建立起全面综合管理体制,主要围绕投资、利润、成本三项目标建立起的各级责任中心来组建会计工作,以实现其全面经济核算的功能。4.现代新技术的运用。由于会计任务、方法、工作组织发生了变化,对会计数据处理工作量成倍增加;其次,在数据提供的及时性、数据运算的精确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另外程序也更加复杂化。因此,电子计算机一问世,就很快被应用于会计数据处理工作中,出现了会计电算化,并在进一步完善。二、我国会计工作的现状会计工作是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我国一直重视会计工作,自1985年制定会计法以来,对我国会计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我国会计现代化进程。中国会计现代化从本质上讲是会计的国际化与国家化结合的问题。会计的国际化,要求中国应当走向世界,与国际惯例接轨,融于统一的国际会计体系中去;会计的国家化要求中国会计立足于自身的社会经济环境,体现中国特色,继承和发扬中国会计的优秀成果。实现中国现代化,首先要会计现代化。会计观念是受其所在的客观环境制约的,并受管理的对象及要素、手段的影响。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会计观念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观念体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传统会计观念只有受到时代的、客观条件的冲击而逐渐形成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新的观念体系,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其次要实现中国会计现代化,要求会计理论现代化。会计理论现代化其主要功能在于预测和解释,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积累和分析,准确科学地描述对象的现实状态,从而科学、合符逻辑地预测未来。第三,中国会计的现代化要求会计研究角度的现代化。它要求我们改变过去的参照系统,由过去纵向比较转变为纵向与横向比较,并将两者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以及国内与国外的比较,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会计工作,并与国际会计制度接轨,为实现三个面向作出应有的贡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会计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要求。1999年10月31日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要求在会计工作中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的状况,为经济管理决策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明确规定必需依法办理会计事务,同时,又加大了对会计工作中弄虚作假的惩治力度。要求单位负责人必须保证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并给予法律保护,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严禁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应当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加强有关部门的监督职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监督。这些规范是提高会计工作质量、推动会计工作规范化的有力保障,必将进一步加速我国会计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完善会计法律制度,规范会计行为,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有效发挥会计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在新日制度交替并存情况下,因法制的不尚完善,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会计工作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会计秩序比较混乱。1.条线管理之弱化。法律和制度出于条而行于块,也就是说,出台的法不能说少,著书立学的学者也挺多,但批“作业”的老师却有限。内部的监督部门受制于企业领导,外部监督部门听命于地方政府,块强线弱。2.执法检查之弹性化。执法程度因人而异、因环境、关系等各种因素而不同。例如,检查中发现一企业有意偷漏税X万元,处理结果:鉴于被查单位态度良好,考虑到企业实际困难,免去罚款而补交较少的款数等。3.执业保护不善。会计专业实行持证上岗已有多年,但仍有一些无证、无学历人员占着岗位,其中有些人往往财经政策和财会知识缺乏,影响会计工作的知识性、严肃性,影响了会计工作质量。4.会计工作业绩宣传上有偏差。会计工作的任务,不仅要守法和聚财,还要向内部和外部负责。可如今在舆论导向上却重效益轻执法。在介绍企业财务人员先进事迹时,有关企业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报道比比皆是,而在维护法纪、顶住压力、如实反映事实的报道却少得可怜,财会人员若主动暴露了存在的问题,不但会在内部受到非议和排挤,更可悲的是外部也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保护。三、加强会计工作的几点建议加强经济管理,严格规范会计工作,保证会计信息质量,是我国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更有效地发挥会计在经济工作的作用,加强工作,建议如下:1.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要继续贯彻好各项财务制度和“会计法”,保证制度和法的真正落实。各级财政部门、主管会计工作人员,要深入一线,研究存在的各种问题及情况,指导和帮助企业执行好新制度;企业财务人员要充分运用新的核算方法,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发挥应有的作用,进一步深化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会计电算化等方面的改革还尚未全面展开,政府部门对会计管理的职能、方式仍需进一步转变。因此,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会计管理体制。2.继续加强会计法制建设。加强会计法制建设,不仅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重要方面,也是转变会计管理职能,保证会计规则秩序正常运转的客观要求。要不断宣传、学习、贯彻会计有关法规,采取切实措施,认真查处会计规则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保证会计工作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在抓好已有法规制度贯彻实施的同时,积累经验,使会计法的各项规定具体化,进一步完善以会计法为中心的会计法规体系。3.加强发展我国的会计电算化事业。实现会计工作手段的现代化,是推行会计改革,充分发挥会计管理职能的重要保证。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效益的竞争、市场的竞争,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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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国强/文

在学界,企业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推论,会计理论也应该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那么,会计理论是不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今天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可以进一步从历史和逻辑两方面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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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3日,道格拉斯·诺斯辞世的消息传来,这是今年以来继约翰·纳什、青木昌彦、赫伯特·斯卡夫先后逝世之后,又一位经济学巨擎去世,让国内外经济学人唏嘘不已。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家群体素以长寿著称,诺斯也不例外,享年95岁。作为新经济史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及新政治经济学派的先驱者、奠基人和开拓者,诺斯是20世纪后期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诺斯的经济理论发现和思想洞见在一直以来处于制度转型之中的中国传播广泛,使得他本人也成为在中国经济学界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经济学家之一。

会计理论先于经济学理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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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诺斯曾有过不多的几次交流,印象深刻的有两次。一次是1995年在北京,当时我们一起参加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成立仪式,他从路径依赖的制约、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的困境及政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三个方面对中国改革给出了自己的观察和思考。20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事实无疑证明了诺斯对中国制度转型极具洞察力和前瞻性。另一次是1998年在法国,我受邀参加了由他创立的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会议上,诺斯作了主旨报告,我也报告了自己关于内生产权理论与中国制度平稳转型方面的研究。会议休息期间和他有过简短交谈,问了一些问题。

从历史发展来看,现代会计的起源“复式记账法”诞生于11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产生的背景是,罗马法复兴运动之后意大利北部诸城邦的商品经济繁荣。1494年11月1日,意大利传教士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的《数学大全》在威尼斯出版。该书第三部分是《簿记论》。《簿记论》的问世,被学界普遍认为是现代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反观经济学,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理论的诞生,比会计理论的诞生晚了280多年。而作为经济学理论分支的企业理论,其理论源头如果从1937年科斯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算起,则比会计理论诞生晚了440多年。因此,从历史发展顺序角度看,会计理论的诞生远远早于经济学理论和作为经济学理论分支的企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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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上午,打开电脑,就收到了科斯研究所的秘书Alexandra Benham
的邮件,说我们敬爱的科斯教授过世了。读到这封邮件,我眼泪即刻掉了下来。本来,前些日子在浙大开会,罗卫东教授还告诉我,已与王宁和张五常教授商定好,今年9月底或10月初浙江大学“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要邀请科斯本人来中国。我在复旦上学期还与学生预告过,9月底或10月初科斯会来中国,到时候我们可以有机会在中国接待和拜会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不可忽视的经济理论贡献

为什么现代会计理论诞生于15世纪末的威尼斯,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区?这需要梳理现代会计理论的发展逻辑。诚然,现代会计理论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下产生的,但仅仅有商品经济,并不足以产生现代会计的方法和理论。意大利北部城邦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有其更重要的历史背景,即始于11世纪末意大利博洛尼亚的罗马法复兴运动。马克思指出,“当工业和商业——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又立即得到恢复并取得威信”,“这种发展在所有国家中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因此,从理论发展逻辑来看,现代会计理论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不仅仅是一种专门的记账方法的发明(因为商品经济和数学方法几千年前就存在了),而是源自以罗马法为基础的民商法理论。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现代会计理论逐步把民商法规则、会计方法、计算技术和应用原理统一起来。制度化程度越高,统一程度便越高,进而理论化程度就越高,会计信息质量就越好,建立在会计信息上的财产权利的保护就越完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就发挥得越大。

  值得一提的是,科斯研究所的秘书提到,科斯去世前,还在读《science》和《nature》等杂志上的文章,他一直在思考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他晚年在阅读这些东西,让我感到有点意外。

诺斯的早期贡献,在于对经济史和经济制度变迁研究方法的创新。他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统计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使经济史的研究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诺斯一直以来强调历史和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性。仅凭此论,就可看出他思想的深刻和眼光的非凡。前者以史为铜鉴,可知什么样的制度变迁导致一个国家的兴替;后者以新古典提供的基准点和参照系作为镜子,来辨明制度变迁的得失。就这样,诺斯将历史、逻辑及未来三个维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应更多着眼于对规则体系的完善

  在我眼中,科斯是个活着的“圣人”。他是那么纯粹、平实、谦虚、善良和待人和善。2010年在芝加哥见到他的时候,感到他满面充满光,心里无任何杂念,一生都在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将他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界定为,”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来解释经济和制度变迁,从而开创了新的经济史研究”。这种将经济理论、量化统计和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分析方法,显然是受到了熊彼特的影响。诺斯本人对此并不讳言。他在自传中就坦承,自己曾深度参与到哈佛大学科尔企业家中心中,受熊彼特的影响很深。

在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会计理论仅涉及各种经济活动数量分析及其细节的完善,会计理论的发展看起来没有大的突破,原因在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民商法理论和实践,以一百多年前德国民法典颁布为标志,已经基本成熟稳定,会计理论的研究框架也随之稳定下来。西方发达国家会计理论突破不多,不代表会计没有理论,更不代表会计可有可无。肇始于2008年9月的国际金融危机,从控制角度看,其直接原因就是由于对投资银行各种复杂的衍生金融工具监管不力,不能正确确认各种会计信息、计量和报告的纰漏、虚假和不完善。

  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但在资助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又是那样慷慨大方。譬如,
2008年和2010年两次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有关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研讨会,据科斯晚年的研究助手王宁博士告诉我,经费都是从科斯个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和个人积储中支付的。科斯一生把整自己的精力和思考都融入经济学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当中,实际上也支持了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研究。

诺斯最初进入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议题,就是经济增长及其背后制度变革所起的作用,其第一篇论文和第一部著作都与此相关。他的论文”区位理论与地区经济增长”1955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著作《1790年至186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则于1961年出版。这些研究开创了用新古典经济学(个体理性通过价格机制和私有产权在市场中互动)和计量经济学的量化方法来研究经济史问题的先河。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中国工业化进程不应仅被看成是经济总量和结构改进的进程,从理论角度来看,更应被看成是规则进步的进程,是逐步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保护人民产权”的进程。在我国,作为现代产权制度一部分的会计规则和方法,其理论研究应更多关注转型时期的会计规则、会计制度以及会计伦理的领域,这也是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会计理论的价值所在。从事会计理论研究的学者需要更多学习、关注和讨论的,不仅是数量模型、经济理论,而且是民商法知识。正如科斯生前最爱引用的米勒教授的话:“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律。”中国会计学者更需要了解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制度和组织,用以保证进行商品的交易,制度变化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注重会计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统一。会计理论研究并非价值中性,而是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即“保护人民产权”。这样的会计理论研究才能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有更大的贡献。

  科斯到了老年,生活得非常艰难。他曾亲口告诉我,人老了,“life is very
difficult”。他没有子女,晚年在养老院生活。他夫人去年去世,他非常伤心。这大半年来,我们这些熟悉科斯的中外学人和朋友,都真的很担心他受不了一生相依相伴的老伴离他而去。

进入20世纪80年代,新制度学派的产权理论,尤其是科斯交易成本的产权理论又成为诺斯分析制度变革对经济绩效影响的又一理论工具。通过引入制度交易成本这一基本分析工具,诺斯探讨西方世界近几个世纪来经济增长的原因,探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内在联系、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趋势、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等问题,从而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根本重要性的作用。

总之,会计理论和经济学理论虽然都诞生于现代商品经济的大背景下,但会计理论不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从历史发展和理论逻辑看,会计理论的源头是民商法理论。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如果想脱离“黑板经济学”,离现实近一些,实现更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就应该懂一些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知道企业的交易或事项是如何生成为会计信息的,会计信息是如何被确认计量和披露的。只有这样,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如国有企业效率提升、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权益保护、企业创新行为的比较,甚至包括自由贸易区谈判等,才能有更深刻的理解、更深入的分析、更可靠的指标设计和模型建立,才能得出更有价值的观点。

  这一两年我参加了浙大的一些会议,正在筹备成立的科斯研究中心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中文和英文的《科斯全集》。我们想趁今年9月底或10月初科斯研究中心成立时,把科斯先生接来中国,甚至考虑让他在中国安享晚年。

产权制度为什么至关重要?在专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中,诺斯通过对公元900-1700年这样一个长时段西方经济史的考察指出,历史上的经济增长之所以首先在荷兰和英格兰出现而不是在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出现,就是由于这两个地区率先进行了产权制度方面的变革,从制度上对经济领域的创新活动进行了激励和保护,而创新活动的主体则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这些组织及其企业家又是制度变迁的主角,它们共同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今年4月份,科斯研究所邀我去芝加哥参加诺思先生的生日宴会,因为太忙而没能成行,不然,我总能在科斯先生逝世前到芝加哥再次拜见一下他老人家。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为此我更感到欷口和悲痛不已。考虑到科斯先生是在102岁的高龄安详仙去,用中国社会的传统说法,这应该叫“喜丧”,由此还感到一丝安慰。

其实,中国古代也不乏对于产权重要性的认知。如,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又如,秦商鞅曾以野兔被捉前后的区分为例来阐述产权明晰可起到”定分止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为可分以为百,由名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骛而逐之;名分己定,贪盗不取”。然而,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古代,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产权,这又要归因于背后的制度因素。

  

澳门金莎娱乐网站,在诺斯的理论框架中,制度对于产权的界定、行使和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他最重要的著作《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制度被定义为一组行事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有关,支配和约束社会各阶层的行为。由于人们在考虑问题时,总是把一部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或参数给定,另外一部分则作为内生变量或因变量,这些内生变量是由外生变量所导致的,从而是这些外生变量的函数。于是,按照诺斯的划分方法,又可以将制度划分成两个范畴: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和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我所理解的科斯经济学

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规则的集合,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在这些规则中,支配经济活动、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基本法则和政策构成了经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制度安排可以理解为人们通常所说的游戏规则,不同的游戏规则导致人们不同的激励反应。尽管从长远看,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会互相影响和发生变化,但如诺斯明确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将经济制度环境作为外生变量给定,而经济制度安排则根据所要研究或讨论的问题,可以看成外生给定也可内生决定。

  

在诺斯看来,制度又有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分。前者包括宪法、法律、税收和市场规制等,后者则包括习俗、惯例和意识形态等。他认为,制度变迁的基本动因是制度供给不能满足制度需求,然而制度变迁要真正得以实现,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制度变迁带来的预期收益大于其产生的预期成本,否则制度变迁将受到阻碍。制度有好坏之分,其权衡标准是制度交易成本的高低、经济效率的高低,其中一个制度交易成本就是制度的信息成本。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从苏联引入了一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部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三本书基本奠定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而这种经济学基本上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

这其实也就与我的导师赫维茨所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对接起来了。后者强调,制度的信息有效性和制度的激励相容性是衡量一个制度好坏的两大关键指标。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制度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都与上世纪2、30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时期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有一定的学术承袭。诺斯和赫维茨在后期也曾有一些学术上的互动,试图建立各自理论之间的对话渠道和对接路径。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开始普遍教授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教授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主流的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这些当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一套建立在一些公理化的假设之上的数量分析体系或言“科学”体系。这种新古典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教给学生的是,消费者如何行为,生产者如何行为,以及市场竞争如何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优分配,如何导致市场均衡,但是基本上不考虑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是一个具有极大包容性和开放性的处于动态发展中的学科。诺斯和赫维茨所开创的理论都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发展,新古典是将制度作为给定,而诺斯和赫维茨却将制度内生化,视作为可变化,可塑造、可设计的,都成为现代经济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不少人将新古典经济学等价于现代经济学,认为新古典考虑的理想状态与现实世界不符合,就将现代经济学看作是固化的从而否定现代经济学,这是极大的误区和愚昧。

  科斯经济学出现后,出现了新的变化。科斯明确批评“黑板经济学”,倡导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把运用市场的费用的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之中,也实际上把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条件运用到当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尽管有些争议,但这对原来以新古典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的冲击和改造是革命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几乎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讲到市场运行的成本、制度以及社会成本问题了。这一切都是科斯带给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新古典理论只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基准理论,提供基准点和参照系,但现代经济学的范畴要大得多的多。其实,在笔者看来,只要采用严谨内在的逻辑分模型,并且采用理性假设,这样的研究就属于现代经济学的范畴。根据这个界定,就可以看出,无论是科斯和诺斯不用数学模型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还是赫维茨用到高深数学的机制设计理论,都是现代经济学的范畴和重要组成部分。

  科斯有两篇经典文章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制度分析基础,故科斯的理论也被称作为“科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并进而在当代经济学中形成了以科斯、诺思、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巴泽尔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中国深化市场化制度改革的省思

  科斯的《企业性质》,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平朴的文章,于1937年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Economica》上。这篇文章开始就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企业──或言“厂商”是什么,为什么在市场中存在企业?这篇经典文章所问的问题,今天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觉得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在任何现代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我们只是研究企业如何运行就行了,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再回到制度问题上来。诺斯认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度环境因素都要被考虑进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这其实也暗合了当下中国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着力点,即合理界定和理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正好对应一个经济体的治理、激励和社会规范三个基本安排。其中,政府的作用具有极大的正负外部性,从而需要合理定位,这就涉及到著名的”诺斯悖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一方面,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提供的基本服务是制定和执行游戏规则,特别是产权规则,这对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政府权力的介入又容易或因理念、或因利益、或因有限理性,建立和维持无效产权安排,导致所有权残缺而提升制度交易费用,妨碍经济增长。

  可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科斯所问的问题,实际上却影射或者探寻了20世纪曾存在过的两大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市场资源配置制度。完全的计划经济,可以说一个国家就是厂商或者一个大企业;而市场经济,相当于许许多多厂商或者企业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人类社会的生产,到底是由一个国家“超级企业”或者用另一位制度经济学的诺贝尔奖得主奥利华•威廉姆森的说法──用一个巨大的行政科层来进行配置更有效率,还是由许许多多的企业竞争而配置资源更有效率,这取决于运用市场的费用(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或言管理费用)的高低。这实际上并不只是研究企业的性质问题,而是探讨了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合理性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在人类现代社会中,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还是选择市场经济进行资源配置谁是最优的问题。

那么,靠什么来规范作为主体的政府的定位呢?法治。法规治理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它奠定了最基本的制度环境,决定了政府定位是否适度,从而决定了市场激励机制的效果和社会规范形成的好坏。只有从规范、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的制度、法治和公民社会这三个维度的综合治理着手,合理界定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治理边界,才能同时解决好效率和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才能从根源上根除腐败和行贿受贿现象,降低市场经济活动的制度交易成本,建立起政府、市场、社会、企业及个人之间良性互动的健康关系。惟其如此,政府方才可以不断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执行,强化市场方的效率、效能。

  科斯的第二篇经典文章,是1962年发表在科斯本人主编的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的“社会成本问题”,这是一篇关于市场运行中权利配置问题的文章,也实际上涉及到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问题,并由此奠定了法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分析基础。概言之,科斯的思想和理论分析,使当代经济学更进一步地靠近了现实,也部分改变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这一点是为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公认的。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言中,尤其是他后来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一篇经典文章中,他曾非常有信心地说了一句话:未来几十年,相信的所有经济学都会变成制度经济学了。

需要指出的是,诺斯一方面认为制度与政策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商品、服务或生产要素的价格行为,在历史上时常对经济发展起到加速或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诺斯也正确地指出了,制度与政策不能取代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因,只能起到修正作用,也就是说,还是应该让市场在资源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这些其实也正是我在与陈旭东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中所反复强调的。这本书试图对12个最基本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解答,其中第一个就是”道格拉斯·诺斯之问”,亦即”怎样才能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制度平稳过渡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制度?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从非理想状态向理想状态过渡?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如何互动,谁应该先开始?如何看待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异同?”在书中,我们强调了对内放开和对外开放,也就是放和开两个维度改革的极端重要性,详细论证了制度平稳转型的内在逻辑,应在效率与公平的前提下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及创新这样四位一体的互动互补的动态制度变迁,实现可持续发展、振兴中华和长治久安的民族复兴梦。

  我所感受的科斯的中国情怀

这里,我想就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异同问题作些说明。比较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这两种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时,我们不能简单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在各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基本初始条件下,所谓的最佳选择都是相对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单一经济改革策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激进变革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和动荡,但是也使得很多问题和矛盾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累积起来。而一些国家的激进式制度改革短期内确实造成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震荡,但却通过配套有序的整体改革,奠定了相对更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制度框架。

  

应对经济增长下滑困境需从制度入手

  我是在2010年参加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所主办的会议上第一次遇见科斯先生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科斯在芝加哥的会议上告诉我,他现在都没有去过中国,并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当前,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大幅下滑,国内各方面又提出了很多应对之策。但是,如果不能像诺斯那样找出问题的内在根源和从制度层面上去解决问题,只是堆列出众多看起来都非常正确的时髦词汇、动听语言及只是简单列出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没有给出任何主语,也就是没有明确谁去做和怎样做这些最基本和根本的制度性问题,那么只能是政府主导具体经济活动,一拥而上的”大跃进”式政策出台。可是,如果主要靠政府靠国企来做可行么?以创新为例,创新是要容忍失败、承担风险的,成功率不到5%,政府和国企的领导不可能承担这样的失败风险,从而应该主要靠市场、靠民企。

  有趣的是,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甚至比在西方似乎影响更加深远。科斯的经济学思想被张五常、汪丁丁、周其仁、盛洪等其他中国经济学家介绍到中国之后,正好与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需求相一致,广为传播,也为大家所深入研究和探讨。在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科斯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都被大量翻译成中文,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教育了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现在新一代的中国中青年经济学人,可以说无人不受科斯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影响。甚至也可以认为,几乎中国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是制度经济学家了。无论是研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甚至区域经济学的,还是研究管理学以及研究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大家基本上都对科斯的思想和理论比较熟悉。

并且,如果仅仅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方式试图去解决问题,短期可能有效,但长期负面效果巨大。中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是发展驱动和经济体制双转型滞后。发展驱动转型滞后是指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乃至创新驱动的转型滞后,这一转型基本上是所有经济体必须经历的,但这个转型是内生的,还是要归结到体制转型滞后上来,所以制度变迁才是最根本的。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方向不明确,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变迁滞后,才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大幅下滑更为关键的根源因素,再加上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做事激励的缺损以及对新常态理解的误区,使得问题雪上加霜。

  科斯生前曾对中国经济学家充满期待,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完全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路子,要思考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走出一条独立的路子。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在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回归正道。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在于法治的确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一个好的法治环境,来有效制约政府公权力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明晰界定并保护私有产权,从效率和创新两个维度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让民营经济发挥主要作用,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在我看来,所谓的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提供更有效的好的制度供给,而不是一个又一个没有主体、难以落实、不触及制度层面的口号式的政策宣示。

  在2010年7月的研讨会闭幕后,99岁高龄的科斯参加了在芝加哥的一家华人海鲜餐馆举行的告别宴会。因为知道我在中国也是教制度经济学的,科斯研究所的Lee
Benham把我叫到科斯教授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与科斯先生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的声音和笑貌,尤其还记得,他怕我听不清楚他的嘱咐,把身子向前凑了一下,趴在我耳边告诉我,并反复强调了三遍: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成长,他寄很大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为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历史经验表明,大规模制度变迁进程往往都是在经济面临极大困境的触发下进行的。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如不尽快进行实质性的、制度性的、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改善制度供给,中国经济持续快速下滑的劣势很难止住,弄得不好会引发连锁反应的恶果,会危及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诺斯关于产权和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严谨的学术研究,蕴含着非常深邃、深刻的经济思想和政策启示,非常值得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中国吸收借鉴。

  惊闻科斯先生仙逝的噩耗后,他那天晚上对我的叮嘱又不时清晰地在耳边响起,且一生都不敢也不会忘记。

我们必须认识到,唯有深化制度改革和变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增长和转型两难,而转型发展和深化改革需要同时兼顾发展和治理两大逻辑,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发展的逻辑主要是提升一个国家的硬实力,而治理逻辑则注重软实力方面的建设,当然是多方面的治理,包括政府和市场的治理制度、社会公平公正、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建设。诺斯的学术思想和理论在明确方向和具体改进举措方面都已经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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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人已逝,思想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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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高等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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